财富与权力的矛盾与博弈

财富与权力的矛盾与博弈贯穿了整个私有制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早期的财富观念具有强烈的道德否定意识，这是由于权力配置社会资源是其主导特征，权力对财富表现为直接占有、直接剥夺、直接兑换的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阶层不关心财富的市场流转运作，只关心财富生产的结果，统治阶级的权力欲与贪欲，很容易转化为社会的暴力、抢夺和无序。因此，财富观念的起源亦即社会不平等的起源。自从马基雅弗利“用欲望来驯服和制衡欲望”的理念出场以来，“人性恶欲”的发现以及被赋予的意识形态解读成为国家政治的本性与贪婪恶欲的人性贯通的桥梁，财富利益已然成为权力阶层政治利益背后的算计。斯密的《国富论》更是将经济性等同于政治性，为资本主义财富扩张提供了宏大叙事的逻辑证明。正如艾伯特·赫希曼曾经强调过的，对斯密来说，用掌握财富获得的权力取代用控制暴力手段获得的权力是商业和工业发展的最积极的成果。^〔32〕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原本就是财富，权力原本就是为财富而存在。

正是因为这种不平等，使得财富的意识形态变成等级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重要证明。亚里士多德就直言不讳：“人类‘自然的’不平等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由于先天的品质，有些人注定被统治，有些人注定统治人。”^〔33〕在中世纪神学家那里就成为了神在人间统治的箴言，基督徒做了他人的奴隶，但却没有做自己贪欲的奴隶，因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对财富的关心应置于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之后；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则成了对私利和资本的保护，劳动力成为资本的奴隶，但却是市场经济公平制度下的自由选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法权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卢梭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自然的”不平等地位的评价，他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34〕，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在于倒果为因，正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生造成了不平等的奴隶制度和被剥削压迫的奴隶。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进一步考察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发展，并对私有制导致的社会不平等进行了激烈抨击。他将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并缔结“社会契约”的历史过程归结为“平等——不平等——平等”的三个阶段。私有制的产生，造成了贫富差距，穷人和富人的对立是社会不平等发展的最初阶段。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一部分人以暴力强权占有了大量财富，成为富人；另一部分人则一贫如洗，沦为穷人。富人巧取豪夺扩大自己的利益，穷人不得不偷盗抢劫富人的财富以维持生存。贫富差距矛盾尖锐，使得社会陷入混乱和冲突。富人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打着“维护公正与和平”的幌子，诱骗穷人和他们缔结契约、制定法律、建立国家。国家一经建立，富人就成为统治者，穷人沦为被统治者，人们经济上的不平等发展为政治上的不平等。这是社会不平等的第二个阶段。而当国家权力腐化败坏到只为君主的专制权力服务的时候，人民就沦为君主的奴隶，这是社会不平等的第三个阶段。(www.xing528.com)

“至于平等”，卢梭认为，“这个名词绝不是指权力与财富的程度应当绝对相等；而是说，就权力而言，则它应该不能成为任何暴力并且只有凭职位与法律才能加以行使；就财富而言，则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得足以购买另一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得不得不出卖自身”^〔35〕。在这里，卢梭将导致社会不平等产生的两种力量归结为权力脱离法律制衡的暴力和财富没有限制的对人的价值的兑换。尽管卢梭设定的游离于一切社会关系之外纯粹的“自然状态”实际上并不存在，但他却道出了平等、财富与权力以及私有制产生与财富起源的密切关系，财富观念的起源亦即社会不平等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