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理论和实证上逐步探讨了盈余管理、所有权性质、制度环境和财务困境的关系。结论总结如下:
1.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的关系
首先分析了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的关系,得到的结论如下:
(1)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越大。上市公司在发现未来发生财务困境可能性越来越大时,就会采取应计盈余管理这种投机方式试图避免或者延迟财务困境的暴露,但是应计盈余管理通常伴随着高风险,也常常受到审计师和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因此应计盈余管理反而会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和暴露财务困境。
(2)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越小。真实盈余管理由于管理层在运用时通常糅合了控制权带来的私有信息,尽量不会损害企业未来的业绩,并且由于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的真实性,通常不会引起审计师和监管机构的关注,因此真实盈余管理反而能够帮助企业摆脱财务困境或者避免财务困境暴露。
(3)真实盈余管理受到盈余管理空间的限制,一旦企业无法正常经营,那么也就无法再采取真实盈余管理,而应计盈余管理带有投机的性质,不会受到盈余空间的限制,因此在财务困境临近前管理层常常铤而走险。
(4)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并不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两者常常同时存在。
2.盈余管理在所有权性质和财务困境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在分别论证了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与财务困境发生概率的关系及区别后,以盈余管理为中介,检验了所有权性质和财务困境的关系。结果证实:
(1)所有权性质和财务困境的综合效应不显著。为了进一步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所有权性质和财务困境的不相关,我们又把盈余管理分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分别进行了分析,得出了(2)~(4)的分析结果。
(2)对于应计盈余管理,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中央国企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又低于地方国企,说明国有企业存在各种政治联系带来的优势,并且亏损成本很小,因此国有企业并不需要通过应计盈余管理来调整盈余。同时,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经由应计盈余管理作为中介传导发生财务困境的可能性相比非国企更小。
(3)对于真实盈余管理,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同样低于非国企,并且中央国企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又低于地方国企;同时,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经由真实盈余管理作为中介传导的财务困境的发生概率相比非国企更高。
(4)综合(2)、(3)的结论,我们发现盈余管理在所有权性质和财务困境概率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相反,抵消之后,盈余管理对所有权性质和财务困境的综合效应并不显著。
(5)将国有企业进一步细分为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进行研究,发现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和抵消效应在所有权性质为中央国企时依然成立;而在地方所有权性质和财务困境的关系中,应计盈余管理和中介效应依然存在,而真实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但地方所有权性质对财务困境发生概率的综合效应依然不显著,因此不排除存在其他中介效应的可能性。
3.制度环境对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发生概率的调节作用
区别于盈余管理在所有权性质和财务困境发生概率之间的中介作用,制度环境对这种关系起着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证实:
(1)三个制度环境指标和财务困境的关系均为显著负相关,说明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发展。(www.xing528.com)
(2)控制了制度环境变量后应计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之间仍然保持了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无论在何种制度环境下,应计盈余管理作为一种投机性的行为,都会使企业未来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
(3)控制了制度环境变量后真实盈余管理对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仍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说明无论在何种制度环境下,真实盈余管理糅合了管理层的私人信息,考虑了对未来绩效的影响,因此不仅不会损害企业未来的绩效表现,反而能够抑制企业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
(4)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抑制应计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发生概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对真实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发生概率之间的负相关性并不存在影响。说明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降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就会相应减弱应计盈余管理的动机,而真实盈余管理属于正常经营的范畴,其对财务困境发生概率的减弱作用并不会受到影响。
4.控制所有权性质后盈余管理、制度环境和财务困境发生概率的综合关系
上述各部分的研究中,分别证明了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盈余管理、所有权性质和财务困境,以及盈余管理、制度环境和财务困境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书综合研究了这四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结果发现:
(1)在中央国企,不管是应计盈余管理还是真实盈余管理,都和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不相关,并且中央国企的财务困境发生概率也并不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说明了中央国企因政治联系优势带来了财务困境成本小、危机意识缺失以及经营效率低下的状况,而且受市场化程度的影响较小,市场竞争压力小。
(2)地方国企的应计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不相关,而真实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显著负相关。说明地方国有企业介于中央国企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政治联系,但又处于一定的市场竞争中。一方面,地方国企不需要通过投机的盈余管理活动来调节盈余,减小财务困境成本;另一方面,地方国企相对于中央国企,具有一定的危机意识,因此会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活动来管理盈余。另外,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抑制地方国企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
(3)非国有企业中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均和财务困境发生概率显著相关。这说明相对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不存在政治联系优势,且处于完全的市场竞争中。另外,在制度环境上信贷市场指数会对非国企应计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的正相关关系产生减弱的影响,即信贷市场越发达减弱了应计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发生概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相比法律保护和政府干预,非国有企业受到信贷市场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大。
(4)制度环境对上述相关关系的影响在于:①不论何种所有权性质,法律环境的改善都能够降低企业(包括中央国企)发生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但是,法律环境的改善并不会增强或减弱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发生概率之间的相关性强弱;②政府分散化程度仅对地方国企的财务困境发生概率存在影响,并且政府分散化程度会影响地方国企真实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发生概率的关系,说明地方国企受到政治联系的影响仍然较大;③信贷市场指数仅对非国有企业的财务困境发生概率有减弱作用,并且信贷市场的发展还能抑制非国有企业通过应计盈余管理来逃避或延迟财务困境的动机。
(5)同时,在这一部分还扩展了财务困境的定义,以两分类的财务困境再次检验了和所有权性质、盈余管理、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证明了本书结论的稳健性。
5.财务预警模型构建
在上述针对所有权性质、制度环境、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发生概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结论基础上,分别通过构建两分类和多分类财务预警模型来进一步检验上述因素是否对预测财务困境有帮助,得到的相关结论如下:
(1)无论是两分类预警模型还是多分类预警模型,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在预测财务困境上正确率相差不大;应计盈余管理模型和真实盈余管理模型在预测财务正常类上市公司的正确率都很高,但在预测财务困境类上市公司的正确率上相对较低;财务正常和财务困境程度较低的上市公司运用t-1年的数据预测正确率最高,财务困境程度较高的上市公司运用t-2年的数据预测正确率最高。
(2)比较两分类预警模型的预测效果,在对财务困境做进一步的详细划分后所建立的多分类预警模型并没有降低模型的整体预测效果。
综上所述,本书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财务困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一个时点变量,并证明了财务困境这种划分方式的合理性,其中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财务困境发生或者暴露的可能性越高,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财务困境发生或者暴露的可能性越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并不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盈余管理在所有权性质和财务困境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并且应计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和真实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相反,相互抵消使得所有权性质对财务困境发生概率的综合效应并不显著。中央国有企业由于政治联系带来的优势,处于盈余压力较小、危机意识缺失、财务困境成本低的状态,因此其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均最低,和财务困境发生概率也并不相关,而制度环境因素对其财务困境发生概率也不存在影响。地方国有企业处于中央国企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政治联系但也处于一定的市场竞争中,因此地方国有企业并不需要通过应计盈余管理这种高风险的投机性盈余管理行为来粉饰绩效,但是会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来降低财务困境发生的可能性,并且信贷市场的发展、政府分散化程度、法律环境均对其财务困境发生概率具有减弱作用,并且政府分散化程度的提高更能降低其盈余管理的动机,减弱真实盈余管理对财务困境发生概率的负相关性。非国有企业不存在政治联系,处于相对完全的市场竞争中,盈余压力较大,因此既存在投机性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也存在真实的盈余管理行为;由于处于完全的市场竞争中,政府分散化程度对非国有企业的财务困境发生概率并不存在影响,而信贷市场的发达能够降低投机性的盈余管理的动机,从而降低其和财务困境发生概率之间的正相关性。而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构建的二分类和多分类财务预警模型的预测结果显示,这些因素都能够用于预测不同程度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用这些因素建立的预警模型的预测效果较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