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所有权性质下制度环境、应计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的关系分析

第5章的实证结果说明所有权性质和财务困境发生概率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相关性，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在两者的关系中起到了方向相反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相互抵消导致综合效应不显著，因此在本章的分析中将样本分成中央国企、地方国企和非国企三个子样本，以此来控制所有权性质对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发生概率的影响，再进一步研究在不同所有权性质下，盈余管理、制度环境和财务困境发生概率的关系。

表7－3Panel A显示了不同所有权性质样本组应计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关系的差异。其中，CENSOE样本和LOCSOE样本组中，应计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均不相关，而NSOE样本组中应计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有同样程度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的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较小，这可能是因为：（1）预算软约束问题存在。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具有政治联系的优势，当国有企业陷入亏损时，政府会追加投资或者贷款，并提供财政补贴，国有企业的亏损往往会由政府买单，因此，国有企业即使进行了应计盈余管理，但其陷入危机的可能性较小，这和我们在5.2.1节中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2）审计师的审计保守性（详见4.1.1.1节）减弱。正是由于对预算软约束的预期，认为国有企业即使出现了亏损，也会由政府来买单，因此，审计师在对国有企业进行审计时，往往会降低审计标准，从而降低了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一旦陷入财务困境或者说财务困境被暴露，就会带来强烈的负面市场反应，这一点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均已得到证实，使得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更难以生存，因此非国有企业会通过应计盈余管理这种投机手段来粉饰业绩，但结果却是恶性循环，更无法逃脱审计师和监管机构的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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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环境指标的检验上，CENSOE子样本中，CMI和GDI 均和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不相关，LEI和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显著负相关，说明对于国企而言，其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并不受到信贷市场和政府分散化程度的影响，但是法律环境的改善还是有助于降低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可见一方面中央国企仍然受到中央政府的强力控制，政府分散化程度对其不存在影响；另一方面中央国企政治联系强，因此并不存在资金来源的压力，本身就具有融资优势，因此信贷市场对其也不存在影响。在LOCSOE子样本中，三个制度环境指数均和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负相关，说明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地方国有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降低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在NSOE子样本中，GDI和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不相关，CMI／LEI均和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显著负相关，说明地方国企的经营业绩更多受到信贷环境和法律环境的影响，但并不受到政府分散化程度的影响。政府分散化程度会影响地方国企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这是因为地方国企一方面受到政府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市场竞争，而非国有企业自由参与市场竞争，受政府干预的程度较小。

总之，Panel A的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主要是地方国企和非国有企业，市场化进程对中央国企的影响较小，因此制度环境好坏对其影响不大。因为地方国企和非国有企业的财务困境发生概率更多地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在Panel B中进一步检验制度环境是否能够抑制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应计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发生概率的关系。

Panel B的检验结果发现，对于地方国企而言，制度环境的三个指标和应计盈余管理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说明制度环境和应计盈余管理并不会相互影响；对于非国有企业，ZABSAQ·ZCMI的交互项显著负相关（－0.073），说明信贷市场的发达能够抑制应计盈余管理和财务困境发生概率之间的正相关性，即在信贷市场发达的地区，非国有企业为了获取贷款而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动机会减弱，从而减轻了应计盈余管理对财务危机的正向影响。而政府分散化程度和法律环境并没有对这种关系产生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对中国的非国有企业来说，相比法律保护和政府干预，融资问题是影响其业绩的更重要的因素，信贷市场的发达主要可以解决其筹资渠道问题，因此其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动机会降低，从而也降低了因为应计盈余管理而陷入危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