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制度环境及其影响
在制度经济学中,强调每个民族或每种经济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苏东剧变后从俄罗斯的缓慢恢复到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得西方世界对东方产生了强烈兴趣,而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又让人注意到亚洲各国在金融监管中的问题,政府干预和市场自由结合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中国作为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并行的典型,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因素成为研究的典型。
制度是一系列影响人类行为的规则或规范。新制度主义学派代表道格拉斯.C.诺斯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的”(俞可平,2006)。
一方面,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契约结构内生于制度约束,是契约成本最小化的结果(王少飞等,2009)。企业作为契约关系的集结,要理解企业的经营绩效表现就必须考虑特有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制度环境因素是一个基础性的影响因素,除会对企业本身产生影响之外,也会影响会计准则的产生和执行(夏东林、李晓强,2005),最终影响由财务报告呈现的企业经营绩效表现。曾任美国证监会主席的莱维特指出:全球性的财务报告系统必须包括制度和制定者之外的体制环境,包括高质量的审计准则、高质量的审计事务所、高质量的保障机制、有效的市场监管。既然财务报告内生于制度环境,那么制度环境必然也会影响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夏东林、李晓强,2005)。因此要理解企业的绩效表现也必须考虑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本书在构建预警模型时,有必要考虑到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经营效率及盈余管理动机可能存在的影响,将制度因素纳入其中。
2.制度环境的衡量
“市场经济强调自由竞争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但这种自由并不是不要政府的自由,市场与政府是共存的,但又是以此消彼涨的方式存在,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市场化程度反映了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约束程度,也即制度环境的宽松程度”(王少飞等,2009)。因此,在很多实证研究中,使用了市场化程度指标来反映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
樊纲等(2003)认为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是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却依然存在差距,特别是沿海省份和中西部内陆省份。为了判断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市场化相对进程,樊纲等(2003)用比较研究法从多方面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市场化的相对进程进行度量,建立了一套“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为中国特色制度环境的衡量提供了权威数据。这套指数共五个方面25个指标,衡量了各省份在市场化进程中同市场化程度最高和最低的省份相比的相对位置,是一套相对指数体系,具体见表2-6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体系。
表2-6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体系(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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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来源:樊纲等,2003。
在制度环境相关实证研究中,这一套指数也被广泛应用。例如江伟和李斌(2006)、杨华军和胡奕明(2007)等都采用其中的第一方面和第四方面分别衡量政府的干预程度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王少飞等(2009)采用第一方面指数来衡量政府的干预程度。Wang(2005)选取了市场、政府和法律中介这三个方面来代表制度环境,并分别用第一方面、第四方面和第五方面来衡量信贷市场发展程度、政府干预程度以及法律环境。
因此,要研究财务困境预警,就涉及企业绩效的评价,这种评价一方面依据企业本身真实的绩效状况,另一方面也受到财务报表传递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影响,这两个方面都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因此就需要综合考虑制度环境对两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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