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1 应计盈余管理及其度量
分析盈余管理的主要困难在于盈余管理难以直接测量,应计盈余管理的衡量主要采用估计操纵性应计利润来检验选定样本在统计意义上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应计利润分离模型是最常用的盈余管理程度的计量方法。这种模型假定在权责发生制会计模式下,公司的会计盈余(Earnings,E)包括经营现金流量(Cash Flow From Operations,CFO)和总应计利润(Total Accruals,TA)两部分。相对经营现金流量,应计利润就是在权责发生制下,当期应当确认为损益但实际并无现金流入或流出的收入或费用,因此盈余管理便可以通过操纵这部分应计利润来实现,因为现金流量不易操控,而应计项目的操纵空间较大。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就是从总应计利润中分离未被操纵的部分和被操纵的部分,其中操纵性部分应计利润就用来度量盈余管理的大小。其中非操纵部分的应计利润用总应计利润的数学期望来衡量,通过建立各种回归模型对非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估计,把总应计利润与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之差作为操控性应计利润。
从最初简单的衡量应计项目总额,发展到现在相对复杂的用不同方法区分操纵性应计和非操纵性应计,研究者们已经提出了多个衡量应计盈余管理的模型,Dechow(1995)对当时已有的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准确度进行了比较,包括Healy模型(Healy,1985)、DeAngelo模型(DeAngelo,1986)、Jones模型(Jones,1991)、修正Jones模型(Patricia M.Dechow R.G.,1995)、行业模型(Dechow,1991),最终发现修正Jones模型对盈余管理的衡量最为准确。
上述模型集中在衡量故意使用应计制来粉饰财务报告或者误导使用者上。Dechow(2002)认为即使不存在故意的盈余管理,应计质量仍会系统地和公司或者行业相关,并且这种特征很可能是显著的、重复发生的(例如,运营波动性和估计错误系统相关),而管理层机会主义决定的那部分则是不显著或者偶发的(例如,股票发行前的盈余管理)。因此Dechow和Dichev(2002)并没有尝试去区分所谓“故意”估计错误和“无意”错误(因为两者都是劣质的应计或盈余,劣质的应计或盈余只会造成对公司价值的损害),而是以营运资本变动和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回归残差来衡量应计项目估计错误,以此作为对盈余质量的衡量。Francis(2005)对Dechow 和Dichev(2002)模型的修改是为了检验投资者是否会对应计质量估价,以应计质量作为衡量信息风险的替代变量,在Dechow和Dichev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应计质量细分为经济基础决定的应计质量(Innate Estimation Errors)和管理层选择决定的应计质量(Discretionary Estimation Errors)两种。
目前度量应计盈余管理的模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1.Jones模型
Jones(1991)在估计正常性应计利润时控制了公司经济环境的变化对正常应计利润的影响,计算公式基于横截面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Acct是公司t的应计利润,通过方程(2-2)计算得到;ΔRevt是公司t当期主营业务收入和上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PPEt是公司t当期期末厂场、设备等固定资产价值;EBIXt为公司t当期的营业利润;CFOt为公司t当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方程(2-1)的残差项εt即为各公司总应计利润中的非正常性应计利润部分。
2.修正Jones模型
Dechow等(1995)考虑了针对收入确认的盈余管理,因为当收入确认受到操纵时,Jones(1991)的模型在估量非正常性应计利润时会出现误差,模型修正如下:
其中,ΔRect是公司t当期期末应收账款和上期期末应收账款差额,其他变量的含义和Jones(1991)模型相同。需要注意的是方程系数的估计值是从Jones(1991)模型中得到,而不是从修正Jones模型中得到。修正Jones模型相对Jones(1991)模型的调整仅仅是模型中主营业务收入变化量经过了当期应收账款变化量的调整。
3.绩效配对模型
Kothari等(2005)的操纵性应计的计算依据为Jones(1991)模型(或者修正Jones模型),此处不再重复说明。以绩效出现问题的组为样本组,配对绩效正常的样本,样本配对规则为同年份同行业,ROA 最接近,以此来控制正常操纵性应计样本的ROA水平。样本组的操纵性应计和配对组的操纵性应计的差额即为最终绩效问题组的操纵性应计值。
4.DD模型
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认为应计项目和现金流的匹配非常重要,因此运用过去、现在、未来的现金流来估计盈余质量,模型如下:
其中,(www.xing528.com)
WC表示t时期营运资本变动;ΔAR表示应收账款变动;ΔInventory表示存货变动;ΔAP表示应付账款变动;ΔTP表示应交税费变动;ΔOther assets表示其他流动资产变动。模型以过去(t-1)、现在(t)、未来(t+1)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对WC进行时间序列回归,基本计算原理同Jones(1991)的模型相同,具体计算过程见3.2.1节。
5.操纵性估计误差模型(FLOS模型)
Francis等(2005)从两方面修正并扩展了Dechow 和Dichev(2002)模型,一方面将收入增长ΔRevt加入模型中反映绩效表现,将固定资产PPEt加入模型反应折旧;另一方面,FLOS模型将残差的标准差分解成公司层面的固有估计误差和操纵性估计误差两部分。模型如公式2-5和2-6所示:
首先在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见方程(2-5),方程的残差即为每家公司的操纵性应计εt,以五年内(t-4年至t年)εt的标准差作为总操纵性应计质量的衡量,记为σ(εt),同样的操作步骤,方程(2-6)的回归残差υt,即为操纵性应计质量,由此将应计质量分解为系统固有的应计质量和操纵性应计质量两部分,前者反映公司的基本绩效表现,后者反映操纵性应计项目质量。
Dechow(2010)对当前被广泛运用的应计估计模型进行了总结,这些模型都是通过估计正常水平的应计额,用残差来表示非正常应计估计,即操纵性应计估计,具体如表2-4所示。
表2-4 应计盈余管理衡量模型
表格来源:Patricia Dechow,2010
①PPE—property,plant,equipment,资产,厂房,设备。
2.3.2.2 真实盈余管理及其度量
除上述传统的以操纵性应计来衡量盈余管理之外,近几年还出现一种新的衡量方式:真实盈余管理(Real Earnings Management,简称RM/REM)。Schipper(1989)最早在其文章中提及真实盈余管理,她定义真实盈余管理为通过改变投资或者财务决策的时点来达到改变报告盈余的目的。到2002年萨班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SOX)颁布,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应计制盈余管理日益严格,真实盈余管理才引起管理者的关注和重视。Cohen(2008)发现在SOX颁布后,应计制盈余管理显著减少,而真实盈余管理活动显著增长,即管理层开始从应计制盈余管理方法转向真实盈余管理。Gunny(2010)指出管理层更倾向于选择真实盈余管理主要有三点原因:(1)SOX法案颁布后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应计项目的监管非常严格;(2)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空间可能不够,因为应计盈余管理会受到经营周期以及以前年度盈余操纵情况的限制;(3)应计盈余管理发生在会计期末,管理层就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例如采用哪种会计处理方法不会被审计师否定,不会面临更多审计风险的限制。
对于真实盈余管理的衡量都是以Roychowdhury(2006)模型为基础。Roychowdhury首先通过检验发现经营活动现金流(CFO)、产品成本(PROD)、可操纵性费用(DISP)能够比应计更好地反映真实的营运,因此他用这三个方面来衡量真实盈余管理,并以此来检验真实盈余管理在避免亏损前后变化,结果发现公司会通过三种方法来避免亏损:(1)提供价格折扣以临时提高销售额;(2)通过过量生产来降低已售产品的成本;(3)减少可操纵的费用来提高利润。但是由于这三个方面导致现金流变化的方向不一致,前两者都会降低现金流,而第三方面会提高现金流,因此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的调整。
在Roychowdhury(2006)的基础上,又有其他学者对真实盈余管理的衡量方法做了一些变动和改进。Cohen(2008)在比较SOX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式和程度变化的研究中将Roychowdhury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三个方面综合成了一个综合指标(R-PROXY)),而后Cohen(2010)又在股票增发中的盈余管理的研究中将三个基本方面综合成了两个指标(RM_1,RM_2),RM_1综合了非常可操纵性费用和非常生产成本,RM_2综合了非常经营活动现金流和非常可操纵性费用。Chi(2011)则是基于Cohen 和Zarowin(2010)的做法,以标准化非常现金流+标准化非常生产成本-标准化非常可操纵性费用作为最终真实盈余管理的度量(REM_index)。国内近几年真实盈余管理相关研究也是在Roychowdhury(2006)模型的基础上,将三个单方面的指标综合为一个指标作为真实盈余管理的衡量。其中多数学者等均以非常生产成本-非常现金流-非常可操纵性费用,作为真实盈余管理综合衡量指标(李江涛、何苦,2012;谢柳芳等,2013;孙刚,2012;蔡春等,2013)。
上述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度量方法可总结如表2-5所示。
表2-5 真实盈余管理衡量方法
综上所述,盈余管理的度量主要分为两种:基于应计制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尽管在萨班斯法案颁布之后,对应计项目的监管越来越严格,应计制盈余管理的空间越来越小,上市公司开始越来越多的转向真实盈余管理。但Gunny(2010)同时又指出由于应计制盈余管理在会计期末财务报告公布之前还可以进行,但真实盈余管理必须在期末之前决定,这一点造成了上市公司在一定情况下还是会选择应计制盈余管理。Zang(2012)分析了管理层如何权衡应计制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发现由于两者的成本差异和发生时间点的差异,这两种盈余管理方式互为补充,管理层会根据已实施的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来相应调整应计盈余管理。鉴于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的运用时间点不同,能够满足管理层不同的需求,实际情况是两种方式并存。因此本书分别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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