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现状评价：现状分析及未来展望

在1.2.1中已经从财务危机的界定、财务危机预测变量的选择和预测方法的运用三个方面综述已有的研究成果，下面将仍然从这三个方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

1.2.2.1　对财务危机界定研究的评价

国外学者在研究财务预警问题时多是以破产作为财务困境的界定标准，其预警主要是针对企业破产的预警。虽然各研究对破产的界定并不相同，但是由于国外的破产制度比较完善，对破产企业的界定比较容易。而由于我国破产制度不健全，因此在研究中确认企业是否实际破产相对困难。即便上市公司处于破产的边缘，也会有各种力量将其吸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证券市场上的破产案件十分有限”（吕长江等，2004），因此我国学者几乎不可能以破产为标准来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研究。所以我国学者对上市公司财务危机进行界定时，大部分都选取ST作为对财务状况进行分类的标准。大部分财务预警的研究都是针对企业是否会陷入ST境地的预测研究。然而根据我国证券市场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是否被ST主要还是由上市公司净利润的正负决定的，公司被ST 既不是破产的充分条件，也不是破产的必要条件。表面上看国内外研究者都是对公司财务危机的研究，实际上两者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对象并不完全一致。

研究者们在划分企业财务状况时都试图找到一个或几个客观标准，以此来确定企业所处的财务阶段。各个学者选择的标准并不一致，有的被选标准虽好，却很难被实际运用，特别是对于非企业内部人员的投资人、债权人而言更是难以运用。因此，在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预警系统时，如何选择一些符合我国实际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划分标准，并能够真正在实际中运用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无论是破产预警还是对ST的预警，大部分的预警模型都只是把企业财务状况简单划分成两类：正常的和陷入危机的（破产或ST），但是从财务状况良好到陷入危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时间内的转变，而是一个长期的、逐渐变化的动态过程，很难确定一个明确的分界点将企业分为陷入财务困境和正常两类。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研究对财务危机的界定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界定标准的客观性问题；二是没有体现财务困境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1.2.2.2　对预测变量选择的评价

从上述观点中可以看出对于变量的选择，学者们共同强调的是自己选取的变量与企业的持续经营相关，但均未加详证。

大部分模型采用了常规财务指标作为预测变量，这可能导致下列问题：

1.以财务会计报表数据为基础作为模型的预测变量，会忽略大量的表外信息。Zavgren等（1988）的研究就揭示了这类问题。他们在模型的预测结果被揭示后，实际破产宣布前，观察了两组公司的市场反应。第一组公司为第二类错误的公司（即预测为失败，而后并未失败的公司），第二组公司为第一类错误的公司（即预测为存活，而后却遭遇失败的公司）。作者预期对于第一组公司，当存活的状态逐渐明朗时，市场应出现正的反应；对于第二组公司，当即将失败的信息引起了市场对公司前景的重新评价时，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应出现大幅的下降。但实际结果与期望相反，说明了市场使用了比破产预测模型更多、更准确的信息集。因此，这些模型的预测能力有待于提高，财务报表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公司经营状况，基于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得到的预警模型难以预测表外事项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

2.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必须要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因此财务报表的公布通常在下一年年中，因此以财务变量所建立的危机预警模型容易失去时效性。

3.财务报表公布的财务数据很可能是管理层操纵的结果，这些被操纵的财务指标会掩盖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吴芃等，2009）。

为了解决财务指标的第一类缺陷，学者们纷纷在预测模型中引入了各种非财务指标并结合常规的财务指标作为预测变量建立模型。这些非财务指标主要包括：公司治理变量、资本结构变量、股票市场变量、宏观经济变量、公司多角化程度、管理者受教育程度等。这些非财务指标的引入可以更全面考察企业的情况，并加强财务预警模型的时效性，而且非财务指标更能从本质上反映陷入困境的公司的特征，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财务困境发生的原因。(www.xing528.com)

国内财务预警研究大部分都是基于财务比率指标，少数研究考察了非财务因素对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影响，其中对公司治理变量的运用比较多见，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选用了西方学者研究中较常见的公司治理指标进行研究，很少有学者就有中国转型经济特色的所有权结构及其与财务危机关系进行探讨；尽管有少量文献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失败的影响，但是对我国转型时期企业面临的特殊制度环境对企业财务危机的影响研究几乎没有。

对于由于盈余管理导致财务指标包含的财务信息失真的问题，已经有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宋力和李晶，2004；蒲春燕，2005）。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对盈余管理的动机和手段进行分析，从而确定哪些财务指标可能受到操纵，进而对这些被操纵的财务指标进行调整，以调整后的财务指标来建立财务预警模型。但是采用的均值±标准差等指标调整的方法往往过于笼统，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并不足以说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吕峻（2006）通过对净利润的调整，在净利润项目中扣除存在盈余管理高风险的项目，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定的缺陷，因为仅靠减去部分项目并不能保证完全控制了所有盈余管理手段的影响（吴芃，2010）。

总之，目前还没有学者把制度因素、所有权结构与盈余管理相结合，建立财务预警模型。现有的财务预警模型，无论是使用财务指标还是非财务指标来建立预警指标体系，他们在预测指标上主要问题是只关注如何找到那些能预示有可能有的财务危机的预警信息来预测财务危机，而不是找出财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或者发生前的征兆，也就是只考虑了财务危机的直接影响因素来建立预警指标体系，而忽视影响这些因素的潜在因素。在当今时代，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在不断变化中，导致经济制度也在不断的变化调整中，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正在寻求新的平衡点，因此存在两类问题有待解决：一是在使用财务指标时没有考虑盈余管理对财务指标真实性的潜在影响；二是在使用公司治理等非财务指标时忽视了会对公司治理产生重要影响的制度环境和所有权结构对财务危机的潜在影响。在转型经济时期，一方面政府和市场之间正在寻求新的平衡点，在我国具体体现为制度环境的变化和上市公司所有权性质的变化，另一方面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比较普遍，导致财务数据普遍失真，现有的财务危机预警模型所采用的预警指标体系仍然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影响了预警模型预测能力。因此有必要在考虑我国企业所有权结构和面临的制度环境特殊性的前提下，加入盈余管理影响程度指标来选择预测变量建立财务预警模型。

1.2.2.3　对预测方法运用的评价

定性方法虽然简单、易懂、容易实施，但是定性分析法往往要受评价者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且对于企业财务状况究竟如何，这种财务状况的发生究竟会对企业造成何种影响缺乏一个量化的解释。因此，大部分研究都采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

在定量预警方面，学者们主要采用了效果较好的传统的统计方法，同时也尝试在各种模型中综合运用包括统计学、人工智能，甚至是热力学方法等多种类别、多种学科的方法。应该说预警领域研究方法是非常丰富的，但是，用这些方法所建立模型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相对于传统的统计学的方法，人工智能等新方法侧重于就现有统计模型的评价效果进行检验的研究，即借鉴人工智能等其他学科的方法，在原统计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或改进，其模型的变量选择仍然局限于大部分统计模型所常用的未经任何调整的财务指标，对非财务指标和盈余管理对财务指标真实性的影响几乎没有考虑，因此用这些新方法所建立模型的预测效果是令人怀疑的。这不得不说是现有新方法在财务预警领域运用的一个很大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在财务预警研究方面，国内外已经具有比较丰富的研究基础，不同研究者对财务预警领域基本特征、研究目的、作用等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研究者由于各自的专业背景和立场等的不同，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大部分财务预警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1）财务危机的界定没有体现多阶段的动态过程，无法区分财务困境的不同程度；

（2）选择预警指标没有考虑各种财务危机潜在影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作为影响公司治理结构重要因素的、我国在转型经济时期所特有的制度环境和所有权结构对财务危机的潜在影响；

（3）没有考虑盈余管理影响财务指标真实性进而对预警模型准确性的影响。

现存的上述三个问题正是本书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