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货币权力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的货币权力主要体现在：

一是自治力方面。对中国长期的贸易逆差(见图8-2)下，美国不是寻找自身的原因及时进行调整，而是把贸易失衡、国内失业率过高等方面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多次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威胁要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2]，并通过各种贸易制裁的方式打压中国的出口，从而把美国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转嫁给中国，这正是美元强大的自治力在中国的体现。

图8-2　2003—2013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状况

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

二是影响力方面。首先，从被动影响力看，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同样会通过汇率渠道、贸易渠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渠道等对我国产生溢出效应。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作为对美国第一大出口国及最大债权持有国，成为美国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主要承受者之一。第一，大量增加的美元流动性导致美元贬值，使得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升，造成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第二，美国低利率导致中美利率缺口增大，引发资本大规模流入中国，刺激了资产泡沫的形成，同时也埋下了形势逆转时资本大规模流出、资产泡沫破灭而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甚至是爆发危机的隐患；第三，美元的贬值也使中国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巨额外汇储备资产严重缩水，加大了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难度；第四，美元的贬值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利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第五，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下，中国货币政策只能被动跟随美国进行调整，如果不跟随可能导致人民币更大的升值压力及资本更多的流入，由此降低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一方面，可能导致资本大规模流出，使得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给中国金融稳定带来巨大的隐患；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大规模抛售长期国债和机构债以收回流动性时，可能导致美国国债利率上升和价格下降，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又会因此蒙受巨大的损失。其次，主动影响力方面，典型地体现于美国对华的汇率外交上。近年来，美国屡次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见表8-2)，并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成功。2005年7月到2008年8月、2010年10月到2013年12月两个阶段，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分别较初期升值了约16%、9%(见图8-3)。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升值的失控局面，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遵循的是主动、渐进和可控的原则，无论从升值的幅度看还是速度看，都在中国货币当局的可控范围内，因此，从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力中体现的货币权力(主动影响力)是相对有限的(李俊久和姜默竹，2013[205])。

表8-2　2009年以来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施压情况(www.xing528.com)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财经新闻整理。

图8-3　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图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