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及其国际货币权力的变化

(一)金本位时期的国际货币权力

从货币权力的角度看，金本位制下，黄金作为主要本位货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兑换、自由输出入，及国际收支可以通过价格—铸币机制自动进行调整的特点决定了该时期各国货币权力相对较小。首先，在自治力方面，各国的推迟力主要是由其持有的黄金储备量决定，黄金储备量越大，推迟力越强，这是因为该机制下存在黄金输送点，即一国货币波动的幅度超过黄金输出、输入点的时候，与之交易的国家更愿意使用黄金进行结算，在国际收支逆差时，货币贬值导致黄金输出，此时黄金储备足够则可推迟国内政策的调整；而转嫁力方面则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其次，在影响力方面，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使得各国的被动影响力都较小，而当时各国以调节外部失衡为主的经济目标，则使得各国的主动影响力也较小(姚大庆，2010[203])。

尽管总体看，金本位时期的货币权力较小，但作为该时期主要国际货币的英镑，其国际货币权力相对要强于其他国家货币。这主要得益于英国三个方面的基础架构对英镑核心地位的支撑：一是物质力量基础，包括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支撑了巨额英镑债权持有者的信心，作为领先的商品及服务的出口者及食品、原材料的主要消费者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二是虚拟经济基础，伦敦金融市场的高度流动性和广阔的深度，使得各国政府愿意大规模持有英镑及以英镑计价的债券和票据，而作为最早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英镑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价及黄金可以自由输出入的事实，成为金本位制下虚拟经济运行的基石；三是区域基础，也即首先推动英镑在其所属殖民地的使用，从而奠定了英镑货币权力全球化的区域基础(冯维江，2010[204])。具体而言，英镑的国际货币权力主要表现为其主动影响力，尤其是对英属殖民地的主动影响力：英属殖民地发行的银行券与英镑之间维持固定的比率，如果汇率出现偏差，英国政府就会通过买卖英镑的形式对该殖民地货币进行管制。其时，英国的大多殖民地及欧洲的一些国家采用的是依附于英镑的金汇兑本位制，即本币不能兑换黄金而只能兑换成英镑进行结算；同时大量使用英镑结算的国家为了维持本币的稳定还需要用黄金买卖英镑，由此决定了英镑强大的主动影响力。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货币权力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是“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即美元和黄金挂钩，保持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官价，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保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在此汇率制度下，美元取得了与黄金等同的位置，当各国汇率发生偏离时可以利用美元干预，以稳定汇率。其时，作为核心货币的美元国际货币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首先，自治力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当美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对应的出口商需要将美元交给本国的中央银行，由中央银行向美国申请兑换黄金，而不能自行向美国申请，从而延迟了美国国际收支调整的时间；同时各国央行为维持与美国的关系而不一定积极地向美国兑换黄金，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元的延迟力。其次，美元的影响力大于金本位时期英镑的影响力。和英镑一样，美元的影响力也体现于美元霸权形成的三大基础架构(冯维江，2010[204])。物质基础方面，二战之后，美国的军事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增强，无论是军人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还是军事开支占GDP 的比重方面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同时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其生产能力、贸易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到1948年，美国的工业制成品占了世界的一半以上，对外贸易总额比重超过了三分之一。虚拟经济基础方面，二战后，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及流动性方面均可与伦敦比拟。同时美国通过对日本、西欧国家进行援助的形式，输出了大量的美元，弥补了国际经济流动性的不足，且通过附加条件的形式便利地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施加影响，而这种援助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制度共同造就了美元货币权力的区域基础。当然，双挂钩制度也对美元的货币权力形成了一定的约束，这一约束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均顺差，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良好的时候，极大地提高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但这一制度本身所固有的“特里芬难题”，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被激化，美元出现了信心危机，最终导致该体系的崩溃。

(三)牙买加体系时期的国际货币权力

通常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从货币权力的角度看，牙买加体系下，黄金的地位被削弱，美元不再维持与黄金的官价，美国无需为美元的价值波动及由此带来的影响承担任何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摆脱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约束，其货币权力不降反而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首先，推迟力方面。牙买加体系下，美元的推迟力是空前的。对非国际货币发行国来说，推迟国际收支调整的时间主要是通过使用国际储备或者对外借款的形式，但这种推迟力是有限的，一旦外汇储备耗尽或外债总额过多，就可能引发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但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可以直接通过增发美元进行支付而无需动用外汇储备或对外借债，且美元的发行量可以不再受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黄金储备量的约束，这也使得美国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时候不需要调整国内的诸如就业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目标。实际上，该体系下美国对国际收支逆差甚至具有无限推迟的能力，因为美国可以不断增发美元来购买各国的实物资源，而无需考虑对逆差的调整。美国自1980年以来，经常项目一直处于逆差且呈现不断上升趋势的事实(见图8-1)，正是美元巨大推迟力的有力体现。

图8-1　1980—2013年美国贸易逆差状况(www.xing528.com)

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

其次，转嫁力方面。从经济开放度和适应力看美元的转嫁力，其中经济开放度以贸易总额占GDP的比率衡量，要素的流动性包括资本的流动性和劳动的流动性。如表8-1所示，在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美国的贸易总额占GDP 的比重较低，在2002年和2003年略高于日本，2006年后稍高于巴西，明显比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及韩国、中国等国家要低。可见，美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较小，其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相对小于其他国家。要素流动性方面，资本的高度流动是美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特征，而劳动力流动性尽管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有所下降，但高流动性一直是美国劳动力市场活力的象征。因此，较小的经济开放度和较高的要素流动性，使得美元拥有巨大的转嫁力。

表8-1　2002—2012年部分国家贸易总额占GDP比重

续表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再次，被动影响力方面。在美元上述强大的推迟力和转嫁力(即自治力)下，美国的经济金融政策必然对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产生影响，因而具有巨大的被动影响力。这典型地表现为美国强大的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即其货币政策通过汇率渠道、贸易产出渠道、利率渠道及其他资产价格渠道等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大幅提高联邦基金同业隔夜拆借利率，这一政策导致了美国国内财政赤字、利率、汇率高企，由于溢出效应而波及了世界诸多国家，尤其是影响到了与其有经济往来的国家的贸易收支和资本流动。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刺激国内经济，降低失业率，美国相继推出了三轮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与其经济相关的国家的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推动了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挤压了某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空间等等。而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又导致其他国家原来大规模流入的资本发生逆转，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资本大规模流出，本国货币贬值的风险。2014年1月到2月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多国货币汇率相继贬值，如阿根廷比索月跌幅超过22%，乌克兰里夫尼亚贬值6.1%，印尼盾贬值4%，土耳其里拉贬值9%，巴西雷亚尔贬值3%^[1]。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央行不得不加息，但在普遍面临高通胀、高赤字率及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这些国家面临两难的困境：如果加息将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任由货币贬值，可能引起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最后，主动影响力方面。得益于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支撑，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的美元有着其他货币无法比拟的主动影响力，表现为：一是通过对其他国家直接施压，迫使这些国家采取有利于美国的政策。这典型地体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中。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面临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国内财政赤字剧增的双赤字局面，里根政府为此采取的高利率政策加剧了美元的强势，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出口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1984年，美国对外赤字达1 224亿美元，其中对日本赤字占了50%左右；同时日本也是美国的主要投资国家，其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在1980—1988年间增加了10倍，拥有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在内的2 850亿美元资产。其时，为了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改善贸易逆差状况，美国希望美元贬值，而促使日元升值成为其主要目标之一。1985年9月，美国与日本、前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即“广场协议”。协议规定日元与马克要大幅升值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日元兑美元汇率由1美元兑250日元迅速上升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升幅达20%；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1985 年2 月至1988 年11 月这一期间，日元升值了111%。而日元的升值及日本通过降低贴现率等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推动了日本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升，由此形成了日本的经济泡沫。美国促使日元升值的行为也因此被认为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控制了IMF 等国际金融机构，通过施加条件苛刻的援助方式干预别国国内政策。如前述，美国拥有IMF重大决议的一票否决权，因此，IMF各种规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的意志。其中IMF 对其他国家进行援助和贷款的条件十分苛刻，如接受援助国必须采取紧缩性的政策、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等，这对发生危机而陷入经济衰退的受援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些条件实际上反映的是美国推行其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需要(姚大庆，201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