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挤车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样，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同样面临着挤车困境，且这种困境随着其融入程度的进一步增强将更加突出。这种困境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在当前美国的主导地位难以撼动，只能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局部调整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认同和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现有的主要规则，同时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及其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后身份的逐渐转变，中国在政策取向、观念、行动等方面将可能越来越向发达国家靠拢，从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可能将越来越疏远，甚至可能与之产生摩擦；另一方面，中国的加入是对发达国家既得利益的分享，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倾向，则会招致发达国家的反对或抵制。中国要化解这种困境，同样可采用“身份融合”的战略，既要处理好与体系内发达国家尤其是主导国家美国的关系，又要保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并争取其理解和支持。

首先，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和沟通。通过已有的制度平台(如G20)或新建双边及多边的对话或协调机制，加强与发达国家总体的交流和沟通，减少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成本。G20机制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空前的包括参与宏观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规则(如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等国际经济金融事务的重要机会；目前G20峰会成为发展中国家可参与的讨论全球经济议题、进行交流与合作的最重要的制度平台。因此，中国可充分利用G20制度平台参与国际经济金融事务，加强与主要发达国家(如原G7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重要议题的设置、国际金融规则的改革等方面的沟通、交流与对话，寻找和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基础，以减少摩擦，同时将共同利益诉求转化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力量，从而实现身份的逐渐融入。此外，还可寻求其他多边的或双边的对话机制，减少与发达国家的矛盾。

其次，充当疏导员的角色，保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联系。一方面，作为全球具有系统稳定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理应为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在国际中发挥作用的增大及对世界经济依赖的加深，其对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的意愿也在不断提高(Dumbaugh，2008[199])。充当疏导员，在和主要发达国家进行协调合作的同时，继续保持或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合理的利益，实际上正是中国履行其国际责任的体现。例如：作为G20平台中的重要国家之一，中国应该积极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力量(陈雨露，2011[1])，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整体的地位与影响力，从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朝着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中，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其投票权将排行第三的地位，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合理利益，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公平分享国际金融机构份额和投票权；在国际金融话语权方面，联合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展与掌握主要话语权国家的博弈，改变一直以来包括中国自身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只能对话语权国的话语做出反应甚至被动接受，而无法主动设置议题维护自身利益或影响其他国家的状况。(www.xing528.com)

再次，处理好与国际货币体系主导国家美国的关系。中国在充当疏导员，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合理的利益，参与维护世界经济金融秩序稳定的过程中，可能遭遇发达国家的阻碍，因此，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争取其支持和默许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中国首先应避免直接单独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无法进行根本性或颠覆性改革的情况下，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改变不合理的国际金融规则的进程中，更多的应是谋求与自身综合国力相匹配、竞争实力相对称的各种国际金融权利(如国际金融话语权)，而不是反霸权，更不是争夺霸权。尽管分别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代表，中美两国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地位的不断提升，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也将越来越多：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已成为“利益攸关方(Zoellick，2005[200])”，这种关系在金融危机后更加凸显，尤其在金融、贸易领域；不仅在商品贸易、市场准入、服务业等传统的经贸领域，在涉及经济增长模式、投资、储蓄与社会保险等非传统的经贸领域也存在诸多的共同利益(张汉林和袁佳，2010[201])；而作为货币体系的最主要主导国，和公交车的司机类似，具有维护秩序稳定的责任，这个意义上对中国作为疏导员参与秩序稳定的维护的默许和支持也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些为中美加强交流与合作奠定了现实基础。在具体的措施上，尽管目前中美之间已建立了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商业贸易联合委员会、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等机制在内的平台，且在推动中美双方的交流、沟通和协调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平台在议题的设置和制度设计方面不均衡、面对突发情况机制缺乏灵活性和机动性等方面的缺陷也成为双方达成有效沟通和协调的障碍(张汉林和袁佳，2010[201])。为克服这些障碍，中国可积极与美国商讨建立类似G20峰会的中美峰会机制，该机制应在议题的设置和制度设计方面强调对等性，并能定期举行峰会进行交流和沟通；同时在此机制下设立能够对经济金融领域及其他领域可能产生的摩擦进行协调沟通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