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挤车困境

如果把国际货币体系看成车厢，新兴经济体看成是刚挤上车的人，而已在国际货币体系内的国家看成是车内人，同时把居于主要地位的国家看成车内有座位的人，其他国家看成是车厢内原来站着的乘客，那么，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空间”并不十分拥挤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同样面临挤车困境，其特点表现为：

第一，体系外和体系内国家的利益是冲突的。体系外国家的加入，是对国际货币体系中已有国家既得利益的分享，甚至是损害。如新兴经济体货币的国际化将分享原国际货币体系中主要国际货币在既有的规则下所获得的铸币税以及在贸易金融等领域所获得的好处；这些国家在参与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其份额或话语权的增加，是对发达国家既有利益的分享，因而发达国家并不愿意体系外国家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即使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凸显了国际合作尤其是与新兴经济体合作的重要性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紧迫性，使得发达国家不得不让渡部分利益，让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部调整或改良，但这些国家的参与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如必须接受体系内已有的游戏规则，必须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必须承担危机救助、维护世界经济金融稳定方面的责任等；实际上，一开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就主导了这一进程。

第二，从国际货币体系外国家到体系内国家身份的真正转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综合实力达到一定程度的国家，才具备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资格，要达到这些条件本身就需一个较长的过程；而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后，与原体系内主要国家需要不断磨合，同时，对体系规范的内化即将国际货币体系的各种规范转化为本国稳定的思维和行为反应方式(也即认为各种规范是不容置疑和理所当然的)(钟龙彪，2009[197])的过程也十分漫长。(www.xing528.com)

第三，新兴经济体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面临两难的困境。新兴经济体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部调整或改良，必须首先认同该体系中已有的主要规范、规则或体系中主导国家的主要利益和偏好，因而对国际货币体系主要表现为融入主义(integrationism)的态度，而不是漠视或抵制，否则它仍是体系外国家(Legro，2005[198])。因此，随着体系外国家到体系内国家身份的转变，新兴经济体和原有的体系内国家一样，会排斥体系外国家的加入，从而与原有的体系外国家的关系可能疏远，甚至恶化。与此同时，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后，这些国家与原有的体系内国家也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如随着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深度的进一步增强(如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份额、话语权的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主导的各种规则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可能导致其利益受损，因而在未形成新的统一的规则之前，两者始终存在利益冲突。

第四，新兴经济体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对体系内国家的利益分享是不对称的，表现为新兴经济体的加入，对仍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的利益损害较少，而对于次要的国家损害较大。这一特点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中体现尤为明显：从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可以看出，美国所占投票权完全不受影响，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等让渡部分投票权；2010年的IMF改革方案中，美国让渡极少部分投票权(0.261%)，其居于主导地位的既得利益基本不受影响，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增加的投票权主要由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让渡(见表7-13)。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乘客挤车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乘客挤车情境下的挤车困境博弈是一种较为理想和简单的模型，并不能涵盖新兴经济体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行为体之间的各种矛盾。乘客挤车情况下，车内人作为总体出于自利的考虑总是排斥车外人的加入，而在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有时体系内国家可能主动地想将体系外国家纳入，当然其目的并不是让加入的国家分享其利益，而是为了让其承担更多的责任。世界银行和IMF的改革就充分体现了发达国家想让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承担责任的意图。尽管改革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和投票权有所增加，但投票权和份额依然呈现极度不公平的特点，以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格局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改革方案中对新兴经济体投票权和份额极小部分的让渡，只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重创下希望新兴经济体参与承担责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