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yotaki和Wright(1989)[144]首次将个体交易的随机匹配分析框架引入存在货币的生产交换经济模型中,分析货币均衡的存在性问题,该模型被称为货币搜寻的基本模型。Kiyotaki和Wright(1991[145],1993[146])对基本模型进行了扩展,表明即使没有内在价值的法定货币也可以作为交易媒介存在,并分析了法定货币对福利的影响,从而克服了其1989年基本模型主要适用于分析商品货币的缺陷。Kiyotaki和Wright的模型均假设商品和货币是不可分的,即每个个体只能持有1单位的商品和1单位的货币,商品与货币、商品和商品之间均以1单位的量进行交易,该假设下的模型通常被称为第一代货币搜寻模型或标准的货币搜寻模型。此后,随着对商品和货币不可分限制的放松,又发展了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货币搜寻模型。其中,第二代货币搜寻模型假设商品可分,货币不可分,并引入讨价还价理论(如Shi,1995[147];Trejos和Wright,1995a[148]),或假设商品不可分,货币可分(如Green和Zhou,1998[149]);第三代货币搜寻模型则假设商品和货币均是可分的(如Shi,1997[150],2001[151];Lagos和Wright,2005[152])。
货币搜寻的基本模型主要讨论封闭经济下货币的内生产生及其均衡性问题。Matsuyama、Kiyotaki和Matsui(1993)[153]则在两个国家、两种货币以及商品和货币均不可分的框架下,首次将搜寻模型用于分析交易个体的货币选择和国际货币的产生及均衡性问题。此后,模型被其他学者进行了拓展:Trejos 和Wright(1995b[154],1996[155])在Matsuyama等模型基础上讨论了商品可分情况下的货币均衡问题;Zhou(1997)[156]假设交易个体存在偏好扰动,从而引入货币交易;Craig和Waller(2000)[157]则假设货币存在持有成本,并分析了不同的货币持有成本对交易个体货币选择的影响,从而解释货币替代产生的原因。但是,这些模型主要是基于私人部门在市场中的随机选择行为,未考虑政治因素对国际货币地位形成的影响,因而仅适用于商品货币的分析,无法准确分析法定货币出现之后的货币选择行为。此后,一些学者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引入政府行为:Waller和Curtis(2003)[158]引入了政府政策对货币的影响,分析货币的汇率变化。其中,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发行货币、对持有本币的个体征收铸币税、对使用外国货币的本国个体进行限制,提供公共产品;Craig和Waller(2004)[159]在其构建的二元货币搜寻模型中,分析了政府的没收行为对货币购买力产生的影响;Li和Matsui(2005)[160]则引入政府征税行为,并分析通货膨胀政策对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影响;Pittaluga和Seghezza(2012)[19]扩展了Li和Matsui的模型,考虑了支付形式由商品货币到法定货币的演变问题,从而将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政治影响力因素引入模型中,并通过福利分析区分了绝对政治影响力和相对政治影响力在国际货币形成过程中的不同作用,但该模型所指政治影响力仅包括为国际货币的使用提供信用保证的能力,且未考虑政府对本国居民使用外币的限制。(www.xing528.com)
本节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货币政治逻辑的内涵,对Pittaluga和Seghezza(2012)[19]模型进行拓展,构建相应的货币搜寻模型,探讨政治影响力在国际货币的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与Pittaluga和Seghezza(2012)[19]模型不同,本节拓展了国际货币发行国所需的政治影响力的内涵,即货币发行国的政治影响力不仅包括为本币的国际使用提供信用保证的能力,还包括通过提供对外援助、与他国政府协商使用其货币、对那些试图放弃使用其货币的国家实行经济上或政治上的惩罚等措施提高或维持本币国际地位的能力。概括而言,本节所指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政治影响力包括建立保证货币币值稳定的制度框架的能力和争取他国政府支持的能力两个方面。[1]其中,前者是保证所有个体包括私人部门和政府选择发行国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前提,而后者在影响政府的国际货币选择的同时,反过来也影响私人部门的选择。基于此,本节还在模型中加入了政府对本国居民使用外币的限制程度这一因素,说明国际货币发行国争取他国政府支持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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