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中的集体行动困境

(一)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中集体行动的类型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种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中，必然存在集体行动问题。根据国际经济格局中霸权国家的特征，可以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过程的集体行动分为“霸权空位型”集体行动、“霸权主导型”集体行动和“霸权参与型”集体行动(李晓和冯永琦，2012[80])。

1.“霸权空位型”集体行动

所谓“霸权空位”，是指霸权更替过程中旧霸权衰落而新霸权尚未完全确立的一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即为“霸权空位型”：英国的经济实力遭到了重创，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地位难以为继，同时尽管美国在崛起，但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地位仍未确立。而此时国际货币体系的状态为：由于战争的爆发，各国停止了银行券兑换黄金并禁止黄金输出，并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汇价波动剧烈，同时为了弥补因战争支出形成的财政赤字，各国纷纷增发银行券，从而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不复存在，金本位制宣告结束。为避免汇率的剧烈波动、稳定国际货币秩序，世界主要国家通过召开国际会议的集体行动，进行了以重建金本位制为目标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如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世界货币会议，决定采用“节约黄金”的原则，会议建议参与各国，尤其是非金融中心的外围国家可用外汇代替黄金储备，以维持本币汇率的稳定和避免黄金购买力的大幅波动，也即金汇兑本位。

2.“霸权主导型”集体行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或货币区，每个集团都想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解决国内的就业及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不定，改革势在必行。而此时，英国已经无力担当“霸权国家”的角色，不得不让位于美国。作为新起的霸权国家和当时战争最大赢家，美国顺利地担当起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集体行动的主导者，促成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

3.“霸权参与型”集体行动

1950年以后，美国国际收支除个别年度略有顺差外，其余各年度都是逆差，且逆差数额不断扩大。而随着国际收支逆差的逐步增加，美国的黄金储备也日益减少。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固有的“特里芬难题”的弱点日益暴露，从而导致从1960年起，美元危机迭起。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体系崩溃。此后，主要西方国家货币开始自由浮动，且在西方经济由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而陷入混乱的状态下也能运行良好。1975 年美国、法国、前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六国在首次首脑会议上同意放弃重建固定汇率的尝试，达成执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协议。1976年，在加拿大加入后的七国集团主导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通过《牙买加协定》，国际货币体系开始进入牙买加体系时代。(www.xing528.com)

尽管随着20世纪6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体系危机不断加深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不断加剧，各国相对经济实力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西欧国家(如法国、前联邦德国)、日本崛起，而美国经济实力相对减弱，但此时美国仍然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这也决定了其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仍然处于主导的地位，但是越来越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相比于“霸权主导型”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而言，牙买加体系形成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属于“霸权参与型”，也即在美国参与下由七国集团共同促成的集体行动。

(二)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中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

可以说，迄今为止的各种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存在着中心—外围的构架，位于构架中心的国家提供国际货币和制定相关规则，外围国家则以支付国际铸币税和丧失一些权利为代价，获得使用国际货币的便利。这种中心—外围的架构实际上形成了中心国家、外围国家两大集团。中心国家由提供国际货币及相关规则的发达国家组成，外围国家由使用国际货币的国家组成。具体来说，在金本位下，中心国家由英国、美国、法国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其中英国处于核心地位^[3]，而外围国家则由各殖民地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组成；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是唯一的中心国家，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处于该体系的外围；^[4]牙买加体系下，中心国家(地区)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其中美国的地位较布雷顿体系下有所削弱，但仍处于核心位置，而欧盟本身就由多个国家组成，外围国家则包括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等使用国际货币的国家。奥尔森所说的“联邦集团”在牙买加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中最为典型。其实这就是在国际货币体系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上，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一种应用。

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历史可以看出，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或对其进行改革这种公共产品能够得以提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存在“政治企业家或领袖”或“霸权国家”。^[5]正是因为从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的铸币税收益及其带来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其他收益远大于其所付出的成本和对“搭便车”的容忍，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才乐于或争抢充当“领袖”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提供国际货币体系这种公共产品也存在着“选择性激励”，单铸币税这种具有竞争性的利益激励，就可以诱导各个有能力提供国际货币的国家加入这个利益集团。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筹建过程中，英、美两国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或提供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导权的争夺就是很好的证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之中的1941年，英、美两国就积极推动并筹划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最终于1943年4月公布了反映各自利益的方案，即英国的凯恩斯方案(国际清算同盟计划)、美国的怀特方案(联合国平准基金计划)。其中，凯恩斯方案极力淡化黄金的作用，极力维护债务国的各项权益，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其国内事务和英镑区的支配收益不受美国干涉，同时又可以分享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导权。而美国的方案以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基础，强调黄金的作用，强调基金对各国汇率的控制，主张各国金融的全面自由化。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艰难的讨价还价后，英国在其实力已经远不能与美国相抗衡的情况下不得不妥协于美国。因此，美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领导者，成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霸权国家，几乎独占了国际货币金融领域有关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进而获得了提供公共产品的大部分收益。

而20世纪20年代“霸权空位”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集体行动的失败，则从反面证实了霸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重要性。其时，各国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没有国家可以担当“领袖”或“霸权国”角色，以使金本位制度得以恢复，相反的是，各国为了本国的利益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行为，例如，法国采取了有利于维护其国内厂商的竞争优势的利率，同时采取了防止法郎升值的干预活动；德国为了能够吸引国外资金，实行了高于其他国家的利率；美国虽然为了帮助英国解决债务危机而在1927年降低了贴现率，但在1928年又将贴现率提高。于是集体行动困境难以走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只能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