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产品与集体行动的难题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私人的供给往往不足，对存在负外部性的产品，其供给则可能会过度，而这种负外部性的存在是因为对其治理的不足，也即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不足的原因在于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

集体行动困境由奥尔森(1995)[96]提出，即集体行动中因为个体的理性选择而导致集体选择的结果不能达到集体最优的现象。奥尔森将集团共同的利益看成是一种公共产品，他认为在理性和寻求自我利益的假设下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的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这是因为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即使不承担任何成本，也能从公共产品中受益，从而每个人都希望搭别人的便车，却不希望别人搭自己的便车。结果是没有人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导致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同样的道理，在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每个国家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也都希望搭其他国家的便车，而不希望别国搭自己的便车，从而出现全球范围内的集体行动困境，导致全球公共产品的不足。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相互间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增强，一国出现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其他国家也会受到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国不愿也无法单独处理这些问题，这就需要各个国家之间进行合作，共同提供解决的方法，但在这种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中就会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提出了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一般方法。

一是减少集团的成员数或形成“联邦集团”。具有相同利益的人数量越少，这些有相同利益的人组成利益集团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在集团总利益一定的情况下，成员越少，每个成员获得的利益份额就越大，即使由某个成员承担集体行动的所有费用，其收益也仍可能超过其成本。同时，具有相同利益的集团成员数越少，相互间的监督和协调成本也越低，从而降低了搭便车的可能性，使得集体行动相对容易达成。

此外，许多小集团可以出于某种共同利益与其他小集团组成一个大的集团，即“联邦集团”。对小集团来说，如前述，由于其成员数和规模较小相对容易形成，而这些小集团的数量相对大集团总体潜在的成员数量来说又要少得多，因此这样的“联邦集团”也相对容易形成。(www.xing528.com)

二是提供“选择性激励”。“选择性激励”是指对集团成员区别对待，通过对那些没有承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进行惩罚，或通过向那些为集体利益做出贡献的成员提供具有“私人物品”性质的激励，来强迫或诱导人们加入该利益集团。奥尔森认为，选择性激励中，经济激励不是唯一的激励，声望、尊敬、友谊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等也能够对人产生激励，即所谓的社会激励。这些多元化的激励也降低了搭便车的可能性，从而引导集体行动。

三是存在政治企业家或领袖人物。当存在一个领袖人物，能够组织具有共同利益的潜在成员的集体行动，则这些潜在成员组成利益集团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一个领袖或政治企业家，通常受人敬重(或令人畏惧)，或者他能猜出在议价活动中谁在使用恐吓手段，或它能够缩短议价时间，那么他有时就能拟出一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对于一切有关事项都会优于在没有企业家领导或组织的情况下产生的任何结果。”“如果企业家挺身而出之前的状况不是最优，那么企业家也可以从他带来的收益中使自己有所收益。由于这种收益以及有些人有当领袖、政治家或急先锋的偏好，常常不必担心政治企业家人选枯竭。”^[2]

当各个主体在集体行动中获得的利益差别较大时，如果存在某个主体能够得到集体收益的一半以上，即使由其承担全部的成本也能够获益，集体行动的达成就相对容易。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论”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即霸权国家，可以从国际规则这种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中获得绝对高的利益份额，即使没有其他国家的参与，它也会提供。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国际规则或体系制定的集体行动中，霸权国家常常充当“领袖”或“领导者”的角色，其收益特征也决定了霸权国家对“领导者”的角色具有天然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