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与研究进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学术界出现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诸多方案，这些改革方案可分为复古派、重建派(或理想派)、改良派。其中复古派主张恢复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等；重建派则主张创建世界统一货币(超主权货币)和世界中央银行；改良派主张在现有的货币体系下进行局部改良，包括推进SDR 的使用，推进区域货币合作及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

(一)复古派的改革方案

1.恢复金本位或重建新金本位

主张恢复金本位制的学者主要以法国的吕埃夫和瑞士的海尔普林为代表。1981年，蒙代尔提出恢复美元兑换黄金的建议；当时的总统里根下令成立了一个7人组成的黄金委员会，专门研究恢复金本位制的可能性。^[1]而更多的学者主张的是新金本位的构想，即全球所有国家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来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钟伟，2001[22])。这种本位制不需要依赖于实际的黄金储备，而是以中央银行发行保证本国货币按固定比率购回黄金的远期合约的意愿为基础，其前提是需要有一个完善的黄金期货市场。他们持该主张的理由是：新金本位制不直接依赖于实际的黄金储备，目前的黄金储备已足以维持金本位的稳定性；金本位的稳定性，可以克服各国利用名义汇率的升贬值实行贸易或金融的保护主义；金本位更加公平，它使得发达国家获得通货膨胀税或铸币税的可能性被剥夺。沃克·托德(2008)也提出应讨论恢复金本位制以应对金融危机。^[2]Zoellick(2010)[23]认为主要经济体考虑重新实行经过改良的金本位制货币体系，为汇率变动提供指引。新体系“可能需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以及走向国际化、继而开放资本账户的人民币”，同时该体系还应考虑把黄金作为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和未来货币价值之市场预期的全球参考点。重返金本位制度的另一个重要支持者是罗恩·保罗(Ron Paul)。他认为金本位可以有效避免通货膨胀，更为激进的是，他还倡议废除中央银行制度以实现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和货币治理的自由化，在其《终结美联储》[24]一书中，他历数了美联储的种种罪状，指出必须关闭美联储，这样才能使美国“回归到最初开国先驱们所设计的那种金融制度：所有货币都是因为有像黄金一般的货物支撑才有价值存在”。

国内主张实行新金本位的代表性学者是沈晗耀等。沈晗耀和于跃进(2008)[25]认为，建立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型金本位制已经刻不容缓，当前的国际市场上，黄金正在回归其硬通货的功能，货币体系正在逐步向金本位回归。沈晗耀等(2009)[26]提出了建立一个以黄金为基准，以世界公币为发行基础，国际货币与世界公币挂钩的新型局部金本位体系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新构想，具体表现为：(1)建立类似于WTO 的世界货币组织(WMO)，以选择自由加入的会员国按其经济实力认缴的黄金作为储备基准，按金本位方式，发行世界公币。(2)国际货币[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国际版)]仍由各经济体发行。(3)世界公币和选择加入WMO 的国际货币的发行，受WMO公约约束，并接受其监管。这种体制下，可以节约黄金储备量，因为各国内发行的货币不受黄金储备的约束，只有国际流通的部分受约束，同时在WMO 的监管下，国际货币按一定的准备比率发行。

2.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

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议是德国席勒研究所与高克斯国际劳工委员会在1997年2月以紧急呼吁书的形式提出的，其理由是：(1)在当时全球金融投机泛滥和国际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下，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时刻有颠覆之忧，可能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2)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发达国家对国际铸币税的垄断，已使外围国家成为牺牲品，这可能威胁到整个人类的文明，因此必须紧急召开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世界各主权国联合行动，进行全球的债务重组和恢复固定货币汇率制度，以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3)美元充当世界货币是极其危险的，各主权国家有权推行独立的反萧条的经济政策。更为极端的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议是销毁货币，重构新的全球官定汇率制和全球中央银行(Shelton，1994[27])。而持有类似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观点的，还包括诺奖获得者法国的阿莱等人(D.Sanger，1999[28])。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呼声再一次增强。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2008)呼吁各国应该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增加金融系统的有序性。^[3]为了阻止全球金融危机继续蔓延，英国首相布朗(2008)在呼吁进行自二战以来全球最大的资本主义金融规则改革时表示要重新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4]德国总统克勒、法国总统萨科齐等也表示过类似态度，而欧洲之外，韩国总统李明博(2008)也表示韩国应积极参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讨论；^[5]斯蒂格利茨(Stiglitz)(2008)[29]指出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经济教条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失败，就是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也在渐渐失效，当前旧有的体制急需改革，“世界需要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的执行董事和创始人马克·乌赞(Marc Uzan)(2009)指出全球金融危机为建立新的布雷顿体系创造了基础，世界正在考虑一个新的全球金融架构。^[6]面对2010年以来愈演愈烈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荷兰前首相Ruud Lubbers(2011)[30]指出在修复欧洲危机的同时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有利于欧洲，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理想派的改革方案

1.创建世界统一货币和世界中央银行

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发行世界统一货币的思想源于哈耶克(1937)[31]，他认为，与其由民族国家执行货币政策，不如建立执行国际货币政策的“世界中央银行”。而世界中央银行的职能，一些学者建议可由国际货币清算联盟执行。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提出由国际清算协会作为世界央行，发行一种名为“Bancor”的世界货币单位，以黄金标价，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价格相对固定，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Cooper(1984)[32]曾建议创设世界货币和创建世界中央银行。Hudson(2010)[33]认为凯恩斯提出的建立一个制度化的、按照规则运作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有助于解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反发展(Anti-developmental)问题，包括：(1)金融不稳定和经常性的危机；(2)非储备货币发行国为预防性动机而过多持有高成本的国际储备；(3)发展中国家为美国融资所体现的体系的根本不对称性。Pilkington(2010)[34]也认为可以通过重新采用凯恩斯提议的建立国际清算联盟的方式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Arista和Erturk(2010)[35]则提出通过创设国际发展基金和创设国际清算组织(ICA)对当前的支付系统和储备体系进行改革。Hockett(2011)[36]在凯恩斯提出的“国际清算联盟草案”基础上，结合对近期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分析，提出应该设计、建立一个与凯恩斯理论和现实情况相符的全新国际清算同盟：(1)充分利用及合并BIS(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国际清算银行)与IMF，促使SDR 真正成为合法货币；(2)促使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以及电汇自动清算系统继续发挥作用；(3)分阶段撤销外汇市场及欧洲美元市场，关闭离岸金融中心。

一些学者则提出由IMF担任世界中央银行。特里芬在其1982年出版的《2000年的国际货币制度》[37]中提议建立超国家国际信用储备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创建国际储备货币，IMF 充当各国中央银行的清算机构，并控制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蒙代尔(2000)[38]也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理想状态是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发行单一货币。他(2005)建议将IMF升级为世界央行，并提出了由美元、欧元、日元三大国际货币共同构成世界货币DEY 的构想，即参与国结成多重货币联盟，DEY 保持币值稳定，三种货币汇率对DEY 保持固定，各国的汇率盯住DEY，货币篮子的成员国不必完全放弃货币主权，但各自的货币供应量要受到一定的约束；可考虑在DEY 之外加上50%的黄金共同构成世界货币以保持币值的稳定。^[7] 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蒙代尔又主张将英镑和人民币放入世界货币的篮子中；^[8]之后(2011)[39]，他又提出了将美元和欧元合并为一种货币，建立类似欧元的“美欧元”，使其成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柱货币”，扮演世界货币的角色，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其他国家货币如人民币在条件满足以后可逐步加入该体系。Strauss-Kahn(2011)[40]建议让IMF承担世界中央银行的职责，并按照SDR 的模式发行一种能取代美元的新国际储备货币。Lipsky(2011)[41]指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长期目标是使IMF 成为全球央行，尽管目前IMF 还不能作为全球央行发行货币，但已具备了部分全球央行的特征即能够提升金融系统的安全性。

一些学者则对IMF 能否担任世界央行持否定或怀疑的态度。蒙代尔(2011)[39]否定了其最初将IMF 升级为世界央行的提法，指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任务在于建立世界中央银行，让其处理全球货币问题，新的全球中央银行不应建立在IMF 体系之上。Eichengreen(2011)[42]指出IMF 各成员国并不认为IMF 能够承担全球央行的职责。Brittan(2010)[43]认为IMF 只有通过增发SDR并分配给新兴国家，同时在其认定主要风险是源于全球需求过剩而非不足时，赋予其禁止发行、甚至禁止提取SDR 的权力，IMF 才具备“世界中央银行”的某些特征。

2.构建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

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国际货币，其实质是使得国际货币非国家化，从而避免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主权国家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缺陷。周小川(2009)[44]提出的建立超主权货币的观点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他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如Winkler(2010)[45]认为，解决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弊端的办法是引入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不仅有利于管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还有助于根据国际贸易的平衡情况管理汇率的波动；Gochoco-Bautista(2010)[46]指出，要解决周期性资本流动和系统危机问题，其激进方法是采取超主权全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Skidelsky(2010)[47]认为，世界货币体系结构改革的中心目标是创建以黄金作为全球货币基本参照点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

(三)改良派的改革方案：在现有的货币体系下进行局部改良

1.在现有的货币体系下进行局部改良的原因(www.xing528.com)

很多学者认为，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存在各种问题，但其具有的灵活性，使得该体系还是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Dooley等(2003)[48]指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属于“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该体系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得以维持，而中国则是该体系中的中坚力量之一。王自力(2008)[49]认为，对美元的地位，也许不是“取代”，而是如何加以“制约”，即制定充分的制约和完善的规则，美元仍处于中心，但必须放弃其“独裁”的“风格”，真正为全球经济服务。因此，与其彻底颠覆国际金融体系，倒不如按顺应潮流、尊重现实、与时俱进的原则对既有国际金融规则进行改革完善。Dooley等(2009)[50]进一步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有三个基本格局未被触动，即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即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身、美元作为关键储备货币的角色、欧元区的单一货币格局。布雷顿森林体系Ⅱ仍将继续主导全球货币体系，且在经过对金融危机引发的衰退的痛苦调整后，驱动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的因素将比以前更加强劲有力。因此，没有理由要考虑用新的系统来代替布雷顿森林体系Ⅱ。葛华勇(2009)[51]认为，危机虽然重创了美欧金融机构及其整体金融实力，但全球经济政治和金融实力的版图并未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不能寄希望在短期内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比较现实的改革方向可能是进行局部改良。陈道富(2009)[52]也指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由布雷顿森林体系沿袭而来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强大的自我维持的惯性，其变革是各国经济实力的较量和博弈的结果，目前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得以维持，很多政策仍需在当前体系框架下思考。但这些政策不是理想的，是次优的选择，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面临囚徒困境。

Subacchi和Driffill(2010)[53]指出尽管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诸多缺陷，但由于各国的改革方案并不令人满意且存在政治上的分歧，要进行快速改革或取代它，存在很大的困难。包括多元化货币体系、SDR 改革等在内的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也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而这期间，确保旧体系的持续性就显得非常关键。Meissner(2010)[54]认为，最好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应该是各国政府通过共同合作确保现有体系尽可能平稳运转，并使得调节国际收支失衡及其他失衡措施的溢出效应最小。Cooper(2010)[55]分析了用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存在的各种问题，指出在短期内难有现成的货币可以取代美元，美元的国际地位在未来十年，甚至十多年内都不会有本质变化。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加强美元为关键货币的现行体系的稳定性(Nakao，2010[56])。

2.局部改良的具体方案

(1)扩展现行的SDR 体系

SDR 的作用开始被重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Stiglitz，2003[57])，而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SDR 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之一。周小川(2009)[44]指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是一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而SDR 具有超主权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应当着力推动SDR 的分配，建立SDR 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及创立SDR 计值的资产，从而循序渐进地推进其向超主权货币的转变。然而，现阶段SDR 要取代主权货币，涉及各国利益和诸多政治问题等多方面的问题，其条件还不成熟，可以考虑从SDR 替代账户入手，即用各国所持有的主权货币储备资产与基金组织的SDR 进行置换，以解决各国储备资产多样化问题，并同时推动SDR 发展(Bergsten，2009[58]；黄梅波和熊爱宗，2009[59])。Bergsten(2009)[58]指出SDR 替代账户将是一个各方共赢的提议，对储备发行国来说，比较容易接受，因为它没有过多地触动现有的国际储备结构；对储备货币持有国来说通过将储备货币多元化可以获得较为稳定的储备收益；对IMF来说可以提升SDR 的作用。Kenen(2010a)[60]指出该替代账户有利于稳定当前的体系，同时也将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要有巨大改革的必要过渡机制。因此，SDR 替代账户也许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第一步，尽管它本身仍存在缺陷(黄梅波和熊爱宗，2009[59])。张一平和盛斌(2011)[61]也指出，作为国际社会妥协的产物，替代账户机制尽管还存在诸多不足，但这一机制为特别提款权创造了成为国际货币的基础，因此将成为今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点和突破方向。而针对替代账户的收益问题，Kenen(2010b)[62]建议储备货币发行国向IMF发行以SDR计值的债券，以使IMF替代账户资金能够获得稳定的收益。

大部分学者强调增加SDR 的规模和使用范围，并对现有的SDR 进行改革。Greenwald和Stiglitz(2008)[63]指出，为解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三大问题，即储备资产的积累应和储备货币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相分离、对经常项目顺差国必须有所约束、应该提供一个比美元更为稳定的国际价值贮存载体，其中最为现实的一个方法是大量增加SDR 的发放。之后，Stiglitz(2011)[64]进一步强调应显著扩充SDR 的规模与功能，鼓励IMF 在未来三年每年至少要增发3 900亿美元的SDR，这些SDR 主要用于向那些因国际收支方面的限制而需要短期融资的国家提供贷款。而Williamson(2010)[65]则认为每年发行4 570亿SDR 才可显著提高SDR 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同时应对SDR 进行更广泛的分配，以便能够成为更重要的储备资产。

李若谷(2009)[66]认为改造现有的SDR，使其真正成为支付货币，从而以某种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一篮子货币”取代现有的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尽管这种方式仍不成熟，但目前为止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他指出这里的“一篮子货币”可根据一国的GDP、贸易、储备、人口及其在世界上的占比等因素来确定。易纲(2011)对SDR 的改革提出了具体的设想，他建议将更多的货币尤其是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的货币纳入SDR，由此形成“影子SDR”，同时在目前SDR 运行的基础上，需要构建一个用于模拟测算的“影子SDR”。他将SDR 整体改革路线分为三步：一是在近期启动对“影子SDR”的讨论和模拟测算(2011年)；二是建议IMF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对SDR 进行重新审查(2011—2015年)；三是建议IMF最晚在下一次货币篮子审查调整时，调整SDR 的货币篮子(2015年)。^[9]

Helleiner(2010)[67]认为，SDR 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通过定期增加SDR 的供给和扩大其使用范围(如在国际贸易、商品定价、投资及公司记账中的使用)、使SDR 与其他货币之间建立结算系统、增加SDR 作为储备资产的吸引力等方面的改革。Coats(2011)[68]持类似的观点，他还提议鼓励私人部门在更多的场合以SDR 作为合同和交易的定值单位，尽快推出替代账户，同时IMF 应按照“SDR货币局规则”直接发行真实的SDR 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以缓解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压力，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风险等；他还强调以商品篮子取代货币篮子组成SDR。Ocampo(2010)[69]则从反周期操作的角度，指出最令人满意和最可行的国际储备体系改革方案是完全以SDR 为基础的IMF反周期运作，包括进行SDR 的反周期分配和IMF融资的反周期操作，以对某些面临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进行无条件和有条件的借款；制定出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对储备的不同需求后的SDR 分配标准，以纠正该体系本身的不平等性和发展中国家基于最低保障而对SDR 的强烈需求。该方案的辅助措施还包括创立一个IMF 所有成员国都参与的透支账户以更好地实现SDR 和外汇储备之间的替代，以及鼓励区域货币安排。

(2)加强区域货币合作

基于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发行世界单一货币只能是一种理想的终极目标，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趋势比较系统的研究多集中于区域货币一体化或国际货币合作方向，尤其是东亚货币合作方面。

在应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国际储备多元化的挑战方面，管涛(2009)[70]指出应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与货币合作，增强亚洲地区整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以区域合作制衡美元霸权，进一步推动储备货币多元化进程。Edoardo(2010)[71]认为全球化和区域化是走向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两种重要力量：一方面，美国和欧洲等主要经济体应该考虑通过固定汇率制度采用同种货币即全球货币，该货币应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最主要的“锚货币”，以减少全球失衡和商品价格的波动；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应该成立区域货币联盟，使用区域货币，在减少对美国金融体制和美元的依赖程度的同时，使真实汇率成为冲击的吸收器，并解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可信性问题。Woo(2009)[72]指出亚洲国家参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建立可行的亚洲金融合作机制。他提议建立类似欧洲货币基金的亚洲金融基金(Asian Financial Fund，AFF)，该基金的核心职能是抵御金融危机而非为成员因经济管理不善导致的国际失衡融资，由此区别于IMF，从而能够成为亚洲地区防范金融危机的第一道强有力的防线。Ocampo(2010)[69]认为区域货币安排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辅助措施。这种区域安排主要通过为区域内各国提供一种集体保险机制和宏观经济政策对话的平台方式，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Benassy-Quere 和Pisani-Ferry(2011)[73]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朝多元化的方向过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即使是乐观的预计也要10年左右，而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尤其是亚洲地区的合作，有助于加速这个进程。

(3)推进国际金融机构和对话机制的改革

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包括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2010年世界银行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但并未改变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IMF改革至今未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仍是各界关注的焦点。黄范章(2010)[74]指出应进一步改革世界银行和IMF的决策权或投票权的分配原则及分配结构，彻底改革当前“一票否决权”的局面。大部分学者强调让IMF 承担全球最后贷款人的职责(Camdessus 等，2011[75]；Tamaki，2011[76]；Dadush 和Eidelman，2011[77]等)。Tamaki(2011)[76]还建议IMF 应将稳定金融列入其职责范围，并加强对资本账户的监管。

一些学者则主张积极发挥G20机制在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作用。Santor和Schembri(2010)[78]认为，以有效和及时的汇率调整机制来灵活应对冲击，保证全球金融稳定，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新方向，G20国家在推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向新方向转变的过程中具有关键的作用，因为它不仅可通过其“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对政策行动的整体一致性进行共同评估，以协调成员的政策改革，还可以为IMF、BIS、FSB^[10]的改革提供明确的方向和提高其运行效率。Saccomanni(2010)[79]认为，G20国家及代表公众观点的学术界正在广泛探讨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锚、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更有弹性的风险规避监管体系、资产多元化的储备体系等在内的新体系的主要支柱正处于不同的建设阶段。Stiglitz(2011)[64]认为，G20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显示了其有效性。随着危机最严重时期的过去及各种存在分歧的改革观点的出现，G20应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起到带头作用，并敦促IMF发行更多的SDR，以促进全球经济稳定、持续增长。Camdessus等(2011)[75]指出，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问题上，各国应从全球公共利益而不是单个国家有限、狭隘的利益出发，进行国际合作，而G20在推进全球公共利益，并使其及时、普遍实现方面处于优势地位。

黄范章(2010)[74]认为诸如扩大公共投资、加强金融监管、给IMF增资、反对保护主义等决定与共识，不是世界银行和IMF所能做到的。这些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已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需要类似G20的新机制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应充分发挥G20伦敦会议创立的金融稳定论坛(FSF)和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新机制的作用，从而探索创立一个崭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李晓和冯永琦(2012)[80]认为，G20机制的特点决定了其不可能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性变革，但可成为实现近期“控制失衡”与“抑制美元风险”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目标的合适的重要推动力量；G20机制应当充分挖掘和扩大其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通过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以及改革传统国际经济组织等途径，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