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研究历程

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掀起了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在美国南部、加拿大北部以及澳大利亚的西北部等地区，迅速兴起了以各种自然资源采掘和初加工为主要产业的资源型城市。20世纪20年代起，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煤炭等各类矿产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各种类型的资源型城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能源结构的改变、资源的衰竭、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等，使一批过度依赖资源的城市开始衰退，产业整体经济效益下滑，失业人数上升和人口大量外迁等现象出现，如德国鲁尔区、法国洛林地区、日本北九州等。由此，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开始受到国外专家学者的关注。伴随着资源型城市的兴起、发展、衰退和转型，国外关于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也逐渐得到发展，其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理论萌芽与奠基阶段

20世纪30年代，是资源型城市相关研究的起步阶段，加拿大著名经济史与地理经济专家伊内斯（Innis）做出了不少开创性贡献。该阶段的研究源于对资源型城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的关注，学者们从资源与国家在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关系入手，主要以单一城市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资源型城市中出现的资源依赖、人口特征、城市建设与发展等社会问题，目的在于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研究较为广泛，包括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心理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等。1921年，英国学者奥隆索（Auronsseau）首次提出了矿业城镇的概念，可以作为对资源型城市进行分类的开端。20世纪30年代，伊内斯在《加拿大原材料生产问题》中指出，加拿大通过与欧洲各国的贸易往来，尤其是出口战后重建所急需的原材料，促进了其自身的发展，加强了加拿大与欧洲各国的经济往来，同时在贸易过程中，由于不同地区对商品的生产和分工不同，形成了“核心—边缘”的格局。资源型城市在资源采掘过程中快速兴起，资源枯竭后又迅速衰亡的特征，导致了劳动力在各个城市之间的流动，在短时间内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安定隐患。伊内斯用“飓风”这个词来形容该类型的资源开发方式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罗宾逊（Robinson）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全面评估了加拿大的资源型社区。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的赛蒙斯（Siemens）提出，城市规划的改善可以提高资源型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缓解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卢卡斯（Lucas）通过系统地对资源型城市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模式进行研究，提出了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四阶段论”：城市兴起先要经历建设阶段和雇佣阶段，在最初的这两个阶段中，大批年轻移民涌入，出生率突增，人员流动较为频繁，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然后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转型过渡阶段，聚集地逐步摆脱对某单一资源型企业的依赖，转变为独立性较强、居民自我管理逐步完善、稳定性日益提高的社区，外来移民的归属感逐步增强；最后是成熟阶段，劳动力流动性下降，社会出现老龄化，同时新一代年轻人不再留恋此地，转而迁移到其他地方寻找新机会。但是受到历史与环境所限，此理论未能考虑到资源型城镇之后在全国、全球的经济大格局中布局的问题，未能客观预判到资源终将枯竭，城市存在衰退的可能，以及未来伴随城市衰退人口可能被迫迁徙等资源型城市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隐忧等，也未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缺乏一定的前瞻性。

（2）第二阶段：群体实证和规范研究阶段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出现了几个巨大的变化：一是经济大萧条的出现，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历程，欧洲的煤炭资源型城市面临衰退的可能；二是全球信息爆炸带来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全球经济格局出现很大变化，生产力得到了迅猛发展；三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被引入关于资源型经济和产业的研究之中。与此同时，资源型城市的理论研究被广泛融入了社会学和地理学的理论，主要有依附理论、区域发展理论和资源型社区建设理论等。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研究发展迅速，不再只关注个体，而是更重视对群体的研究，理论基础得到了明显的巩固和提高。加拿大地理学家布莱德伯瑞（Bradbury）是此阶段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认为，研究资源型城市的兴衰，应该首先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他在论述中更加详尽地研究了资源型城市存在的共性的社会问题，尤其注重问题形成的诱因，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进程中的资本积累以及区域不均衡发展是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基础。布莱德伯瑞的另外一个重要观点继承了伊内斯关于资源型城市与中心区域“核心—边缘”格局的观点，同时他又在卢卡斯“四阶段论”的基础上新增了“衰退”和“消亡”两个阶段，完成了六阶段的假说。

在这一阶段出现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基于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理论的研究。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跨国公司必须完成纵向一体化以控制成本，其通过控制资源采掘行业进而渗透到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在某一段时间内资源成本低于其他地方时，就会吸引资本，城市也相应得到了发展；但是，一旦形势变化，比如资源消耗殆尽或者投入成本过高时，资本因其逐利性就会转移到其他地区，资源需求与生产的不稳定性及其资源初级品价格的巨大波动性导致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根基极为脆弱。博特斯（Porteons）通过研究发现，加拿大哥伦比亚省的生产关系符合“核心—边缘”模式。大型跨国企业将总公司设在蒙特利尔、多伦多等大城市，但北方内陆边缘地区的资源采掘由当地的分公司负责，并将其生产所得利润转移到总公司。矿业资本的国际化及其对于特定生产地区地缘归属感的缺失，导致资源采掘区与其他工业中心之间也出现了剥削关系，资源所在地区的利润大量流出，本地就业机会也在丧失，恶化了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长潜力。但是，有学者对布莱德伯瑞的观点表示质疑，欧非奇利格（O’Fairoheallaigh）并不认可依附理论中对跨国公司的作用的解读，并提出独立见解。首先，资源采掘并非轻而易举，准入门槛很高，需要巨额的先期投入，如地质勘探、厂房建设、购买采掘生产设备等方面的投资；退出门槛也很高，因为厂房、采掘生产设备等资产并不容易拆卸、转移到其他行业或地区，也就是具有很高的沉淀成本。因此，资源型大企业要转移生产，再到其他地方投资并不像剥削理论认为的那么轻松。其次，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当地利益集团的重要性不可忽略，他们不会轻易屈服于跨国公司，双方进行利益的交换与谈判，必要时跨国公司也会达成某些妥协。再次，资源采掘区的资源并不是现成的，之所以能够留存下来，说明其生产和运输等条件很恶劣，先期投资也会十分可观。最后，虽然高度的纵向一体化会使跨国公司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但仍有很多资源采掘企业并非属于跨国公司，而是根植于矿产地的本地企业。(www.xing528.com)

资源型城市的居民归属感问题也是该阶段的一个研究重点。马什（Marsh）研究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居民的归属感问题。他认为，人们在城市早期开拓阶段克服了种种困难，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们有勇气和能力来战胜煤炭行业衰落引发的许多问题，而不是迁移至其他地区。他还提出，尽管煤炭采掘创造的部分财富流入纽约和费城等大城市，但是在煤炭采掘的几十年间，早期移民还是建立了归属感，创造了诸如“美国梦”的精神财富。后来随着煤炭行业衰弱，大量人口迁出，但仍有四成左右的居民选择久居。居民在创业时期克服困难所结下的深厚感情和之后形成的归属感，为矿区带来了水平互动和垂直互动，对社区生活环境控制力、当地传统和生活方式适应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这一阶段的研究强调调查取证，对于经济结构问题、依附理论等的研究有了较大的突破。但是，针对资源型城市如何解决产业的结构性难题，以及如何摆脱对于资源的过度依赖等方面仍缺乏有效的论证。

（3）第三阶段：经济结构研究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逐步转向了经济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对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影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速度骤然加快，经济危机频发等因素使得国际大宗物资市场价格波动剧烈，这些都给资源型城市带来了新的挑战。而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日益成为增长的主要刺激来源，规模效应和过度分工逐步被柔性生产和即时库存管理系统所取代，资源型经济也不再仅仅表现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程度迅速增加，重组和转型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产业结构调整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都在这一阶段与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和重组高度关联。同时，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使很多资源型城市进行了重组，平衡了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的比例。海特（Hayter）和巴恩斯（Barnes）认为，西方资源型产业后期的劳动力市场发生偏转，由早期的规模化、密集化生产，转型为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在其样本所选取的加拿大地区，资源型企业形成了二元结构的劳动力市场，即“管理层—工作区”模式。建立在大城市的公司管理经营部门通过支付高工资，用绩效工资替代监管等手段来提高员工的幸福感，激发他们的进取心，从而形成稳定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此类资源型企业有一定的市场定价能力，显现出部分垄断资质，其员工薪酬高，社会福利好，工作稳定，升职机会较多，组成强大的工会，通过教育程度、技术认证、工会成员等方式形成门槛，通过制度排除外部人员，建立体制内的比较优势。而在工作区作业的工人，就被隔离在体制外，他们薪水低，福利差，工作不稳定，职业前景渺茫，劳动力需求数量受行业景气程度影响，只能通过暂时休假、加班等模式来应对此类波动。20世纪80年代末期，霍顿（Houghton）研究发现，澳大利亚的长距离通勤生产模式可以大幅降低成本，最大限度地保护政府、资源型企业和从业者三方的利益。其主要创新点为放弃在条件较差的矿区建立聚集地的传统，改为依托周边的城市中心，工人集中一段时间工作，轮流休息。这种模式节约了大量基建投入，弱化了企业的办社会职能，为企业减轻了负担。同时，从业人员家属也可以获得较好的社会生存环境，发展接续能力强。

（4）第四阶段：可持续发展阶段

人口爆炸、资源危机、环境污染是20世纪90年代的突出问题，如何实现资源开发、城市建设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社会的普遍性话题。在此期间，出现了诸如城市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普拉特（Platt）的研究指出，有限的资源和无节制的人口增长会严重冲击经济和环境发展，城市需要重新进行规划定位，更加灵活地进行空间和土地的调整以适应自然环境。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由单一地向环境索取转型为投资环境的理念开始出现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在城市化进程中，巴尔托尼（Bartone）认为环境污染、居民贫困和资源耗尽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三大难题。另外在这一时期，巴恩斯和海特对伊内斯提出的资源型城市飓风式发展模型假说进行了细化，并以加拿大的林业城市阿尔伯尼为基础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何使资源型城市的居民获得实际利益也是这一时期学界研究的导向，世界银行对北美洲及西班牙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一是资源型城市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必当受益；二是各方的积极参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政府、企业、民众三者间要积极沟通，建立健全三方利益协调机制；三是企业应积极履行对城市的义务，而非承担责任和后果；四是企业在进入新的国家和地区之前，应对当地政治、文化、民俗、社会构成进行详细了解，土地在其自然资源属性之外，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