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命名问题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被誉为城市之中人的一次转型，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这无疑是正确的。在这个总的框架中，新型城镇化涉及的内容，新的楼群、新的街区、新的景观、新的园区、新的城市雕塑和城市标识等等，都是需要命名和重新命名的。

我们知道，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命名无非是四种情况：

（1）先名后实。也就是先通过城市规划对某个区域、空间、场域进行名字，名字“先导”，从而确立一定空间的功能范围和角色定位。这种命名一般是未来式的、目标式的命名，还是一个名号的空壳，需要实际的内容填充。这就需要城市规划者在命名的过程中具有全局的意识。名字，成为“搭台子”和建构性文化因素的关键。比如“经济特区”，比如“产业园”“创新园”，这些命名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新的名字、新鲜事物。但这个事物在人的生活中，在社会整体架构中，都具有“预设性”的功能。预设性是通过空间的功能和职能赋予的，产生预支的势力范围，从而具有“愿景”或“远景”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

（2）先实后名。这种一般是既有空间的职能定向和文化定位发生变化出现的情况。比如一家有名的商场，因为经营不善，最终被兼并。它的名称也会改换。一个城市的进步，一面是城市物质建设的不断改观，一面是一批又一批的名字诞生和消失。这里会产生很奇特的效应：旧的空间获得新的名字，新的空间仍然沿用旧的名字。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总是会产生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是群众以习以为常的称呼来称谓新的空间，一方面是旧的空间在新的称谓中面目不清。先实后名，是对既有空间的再命名。这种命名是对“城市记忆”的挑战，是对“城市符号”的翻新，是对“城市文化习惯”的挣脱。

（3）名实并举。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一般存在的情况是，一个实物对应一个名字，名实共生，名实共举。这种情况昭示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具体成果。新的名字、新的空间之间有共时性对应，呈现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空间生产的符号化。

名实共举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体现出现代文化中浓郁的共时性文化色彩。“快捷”和“效率”最能体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时间状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名与实的状态，不再要求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显名”的过程。在命名之后，马上产生扬名的效果，从而使新的空间和新的建筑融入社会整体之中去。如果一个新生产的空间，比如一个游乐园、商场、超市、建筑群、社区、产业园建成之后，长期处于蛰伏状态，那么在命名失效之后的无名，则会对这个新的空间和场域的生存和未来造成极大的威胁。(www.xing528.com)

及时地让名字获得公众的注意，获得社会的容纳和接受，成功进入社会发展和社会运转的流程中，这不但是新的空间生产的重要目标，也是对空间生产者的智慧和能力的考验。共时性的新型城镇化，把名字和实体之间的对应放到一个高速的同步的体系里，这是受城市发展战略逻辑制约的。同步，说明了命名者和空间生产者之间的合作是同步的，两者对名实合一的可能性是自信的。

（4）名实同去。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对旧的空间结构和区划进行重新组织和重新调整，这势必要对旧有的空间进行去除化。比如，各个城市的棚户区改造中，一个“拆”字就表明了一个空间、一个建筑物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而与这个空间和建筑物密切关联的“旧名”也会随之变为“新名”。一般情况下，旧空间的改造和去除，对于人的城市记忆和文化情怀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很多文学作品如《龙须沟》《万家灯火》《夕照街》等都涉及这样的主题。新闻作品，尤其是在重大工程上马，新的空间规划已经提上日程的时候，都会产生对旧的建筑物、旧的空间的文化留恋。比如乌鲁木齐“南门地下街”的退席、大西门天桥的退席、红山商场的退席、新疆大学红楼的退席等，在这20多年里不断唤起文化的记忆，实物已“瓦解”，名字还在时空中不断延宕。

空间的改造和去除，或者说空间的废墟化和瓦砾化，都是为新的空间生产和规划做出的铺垫。在新的建筑物和新的空间诞生之前，这段时间空当里，空间文化会处于极其复杂的结构组织和情感表达的状态。所以，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不是一个终结的状态，它表达的正好是就这样复杂的状态，在新旧更替之间、在旧有空间的痕迹和新的空间建构之间交错、交互、交流。

所以，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有生命性的，是通过命名机制把名字、名号、称呼与新的空间、新的建筑、新的场域联系在一起的。无论两者之间是同步的还是非同步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折射到社会生活和城市文化中，都会产生极其丰富的对应。

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城市记忆。城市记忆，有私人性的，也有公共性的，有官方权威机构“归档的”，也有都市媒体“记录的”。在这一系列城市记忆中，媒体的介入是最多、最频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媒体视野来呈现步骤，城市记忆也通过媒体的记录一点点地拼装成一幅城市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