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建构与文化命名：新型城镇化的深刻影响

说起什么是千古不易的传统，一个就是人类对空间的改造，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传统。从女娲补天我们可以看到人对空间重塑的渴望及文化探索。同时，中国上古传说中对“有巢氏”的赞许，也是人类对“所居，安居，乐居”的依恋和珍视。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对人、万物、空间的命名。命名，是人的社会性和伟大性的文化行为，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连接人与空间的关系，创发归属感、拥有感、荣誉感，甚至不朽感、神圣感的重要途径。名字、专名、别称、呼号都是人对他者的认识和关照的体现。《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人因为具有命名的能力而具有人的社会特性和文化本性，人因为具有被命名的命运而具有人的发现和人的存在。人不断要对人自身命名，对他人命名，对实在的主体命名，也会对虚拟的主体命名。人不但对时间命名，也对空间命名。不但对已经存在的空间命名，也会对不存在的空间命名。我们可以说，人是命名和被命名的生命体。

《大传》曰：“名者，人治之大也，可无慎乎！”荀子也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而慎率民则一焉。”“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而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荀子·正名》）这里强调了“正名”的重要性和传统性。同时，他还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这指出了命名的适宜度的衡量标准，这对我们今天认识命名文化有极大的参考意义。

我们知道，在传统文化中，地名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国庞大的历史地名家族中，政区地名是大宗，而有些政区地名则昭示着历代的兴衰。封建统治者都希望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政权兴旺发达，所以历史上会产生像东安、西宁、平顺、长治等愿望地名。当帝王的意志或朝廷意图以国号（即朝代名称）与地名紧紧相连的形式表现出来时，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寄寓地名。”^[1]

时至今日，城市建设也存在一个全新的空间改造和空间命名的过程。曼纽尓·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说，“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换言之，空间不是社会的拷贝，空间就是社会”^[2]。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命名是其中显著的社会关系的连接，也是社会关系的最直接体现之一给空间命名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在特定的空间中对人的命名也带着深刻的空间文化的烙印。(www.xing528.com)

当前，我们省略了很多繁复的古代文化命名的做法，私人空间几经改造，几经搬迁，“园名，宅名，屋名，斋名”之类命名已经很少保留下来。其中，“斋号的取名，既反映主人的个性与品性，又关联主人的寄情与爱好。一些治学大家的斋号，往往也是后人识别其本人的别称。主人在命名前，要对斋名内容的雅与俗、深与浅、简与繁、稳与浮作反复推敲。寥寥几字，意义深邃”。（《关于起“斋号”》，客户端《高端艺术人文指向》-10-10），这些传统的空间命名带有强烈的士大夫文人的雅趣和志向的色彩，私人性很强。

进入现代社会，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空间的命名已经淡化了这样一整套命名文化机制。城市空间命名是一个围绕空间展开的符号系统的重组，也是符号谱系的连接。我们可以在空间命名中看到空间的功能和特性，也可以看到人群面临空间的区隔而自觉归属到自己的角色定位。我们还可以发现，被命名的街道、摩天大楼、园区等具有地理方位的辨识功能，具有方位性，也可以看到每个被命名的空间才是活的空间，是具有生命力的空间，是带着眼睛和灵魂来容纳外在世界的空间。在空间的命名过程中，命名的传统性和更新性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妥协，命名的私人性和公共性的较量，最终以公共性、广告性、商业性、功能性被文化记忆所包容而告终。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特殊的空间建设，是在旧的空间和新的空间之间做选择，有时是对旧的空间进行全面的颠覆，有时是对旧的空间进行局部改造。新和旧，辩证地相持着。这一点，在文化命名上也有体现。老地名，没有被新地名所涂抹；新店名，还要靠老店名来挣人气。名字，是一个不容许儿戏的文化符号。命名，更是神圣的事情。所以，伴随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是文化建设，是文化命名建设，是对名字本身的审视，也是对命名背后的力量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