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经济学（家）的未来发展趋势

周林等^[1]

樊纲：中国的实践尚待深思和发掘

先讲实际问题，再讲理论。北大汇丰商学院全部是海外招聘，中国的老师也是海外招聘。因此，它们的教学是英文的，论文也都是用英文写。当然，作为中国的老师，在中文期刊里用中文写的论文也是算数的，但是打分比较低。

陆铭：

刚才提出的问题是，怎么跟国际接轨，又怎么为中国作出更多贡献，更多参与中国实际问题的研究，包括政策研究。这块是比较大的矛盾。如果实行终身教席制，那么前六七年，年轻人大概没有时间做政策研究，一定要先发表论文，获得终身教职之后，变得资深了，岁数大点才可能做更多的政策研究。

至于个人，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终身教席制。我当时比较早，一下把论文都发了，职称评了，后面比较自由，学术论文完全是自己逼自己，一年一定写两篇，后来慢慢写一篇，后来和学生一起写了，但是相对自由一点。其实国际上的大学也是一样，大家都是在前面发论文，岁数大一点做政策性的研究。这是采取什么样的学术制度的问题，只要还是这个学术制度，就得采取一定的评选方法，而这个评选方法只能看论文。

但是，现在我确实觉得有一个倾向，有的人不能在中文期刊上发表论文，反倒能在外文期刊上发表论文，反倒不能用中国的语言和中国人讨论事情。我觉得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也简单，能否提高中文期刊的评分权重，鼓励大家在中国更多地发表，有更大的影响？这是一个有些技术性的问题。

第二是更大的哲学性问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我们的经济学怎么发展？这里面也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顶级期刊都是只能发表技术性的论文，里面很少发表思想性的文章。现在发的文章里面必须有模型，要实证。我觉得，你的文章可以有思想，激发别人，你可以提出假设，激发别人提出更多新的想法，激发别人建模型。但这样的论文很少。

我曾经想过，是不是我们应该《经济研究》是《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是《经济学（季刊）》，再搞一个类似经济思想的期刊，比如讨论经济思想史，讨论亚当·斯密。现在高校不是要求讨论马克思吗？把马克思讨论清楚也是一个学术。马克思当时是针对什么问题？马克思当时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你很需要研究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马克思所面对的问题。

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讲，先是进门的问题，技术上要规范，八股文要会做，恐怕得先完成这个。但是有些更资深的学者要多想一些理论、思想上的问题。

然后是政策，这个很重要。西方国家有很多经济学家，他们经济学做好以后，非常愿意做实践的问题，做政府顾问，做其他国家的政府顾问，去传播思想。这是作为经济学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你有了理论功底，更应该去做这个事。与其让没有理论功底的人讨论政策，还不如你有理论功底的人去讨论。我觉得目前这方面没有什么障碍，只要你积极参与，政府也欢迎。政府现在缺人，它巴不得你去参与，不然总是那几个人也没有意思。大家应该积极参与。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国的实践，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为经济学大厦提供的东西，这个需要思考。你不可能另外搞一套经济学。首先得把已有的东西学到手，但是任何一段经济发展的历史和进程都会揭示一些新的东西，前人可能没有认识到，可能会使我们的思想更丰富。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新的假设，提出一些新的视角。

中国这么一个经济体，又是一个人口大国，三十几年走过来，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深思，值得我们发掘。昨天在深圳开讨论会，讨论知识产权问题，我听华为和腾讯讲他们怎么发展知识产权，他们最初怎么被别人提出诉讼。据他们讲，中国的制度一直是不保护产权的，觉得产权是别人的事，产权是外国人的，我们以前没有，从来都是外国人跟我们斗，美国人、欧洲人说你违反知识产权，我们尽可能跟他们周旋，我们并不保护产权。

这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也许很深刻。我们一直说中国的发展不仅是改革，而且是开放。开放是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讲的是知识，讲的是知识外溢。我们没有知识，我们就开放，让别人的知识外溢过来。以前大家对后发优势的东西可能认识不太多，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是不是能够揭示，也许这种知识外溢可能更重要？我们的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经历知识外溢的过程，包括我们引进学者，引进各种知识，让外国人到中国投资、办厂，我们观察他们，这都是学习，都是知识外溢，这个也许特别重要。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事情值得发掘。认真关注中国的事情，认真研究中国的事情，这是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贡献，中国经济学者的特殊贡献，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事情。过去中国的很多东西被大家提到了，我们身在其中，可能会发现有些大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我们可以研究这些。

胡永泰：经济学者也应贡献于社会

我对中国的了解没有在座几位那么深，所以今天讲的是代表一个外面来的人对中国的一些观察。

中国需要怎么样的经济学？对我来说，这个问题相当于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医学。我们大家都同意，无论是西医、中医，可以解决医学问题的就是中国需要的医学。医学非常有用，可以救命。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贡献是只对外国有用，对本国没有用？普通人正常想的，他的理想可能是不止对外国作贡献，也要对自己的国家作贡献。如果他只对外国作贡献，没有对自己的国家作贡献，原因是他的理想和他的利益不一致。而这多半是激励制度造成的。

1997—1998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这在东南亚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你可以看到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换届。在雅加达，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动荡，一些华人遭到杀害。而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看东南亚的学者对这个危机有什么看法？

要是我们对上海以南的大学经济学院进行排名，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大学一定排在前五位，但是这两个高校的学者对亚洲金融危机一点声音都没有。现在我们知道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承认，它们那个时候推荐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是错了，把当时的危机搞得更严重，传染到了其他国家。现在，IMF已经承认它做错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里任教的经济学家说话。假如他们说了什么，他们说的话也与IMF是一样的。

可以说，这是一个社会的失败。因为这些老师，他们的激励制度决定了他们不是来研究地方性经济问题的。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那时在经济系，没有一个老师研究东南亚经济，很多是研究美国经济、英国经济的。香港大学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个很不正常。有什么样的经济学家出现，要看激励制度、报酬制度是怎么样的。在香港、新加坡的大学，它们是跟很多国外大学的制度一样，它们会有A、B、C类期刊名单，新加坡和香港一些大学的A类期刊名单跟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期刊名单有什么不同？基本上一样。

这些杂志都是在国外的，特别是在美国。所以它们重视的论文主题都是比较偏美国经济问题的。现在很多好的杂志上出现了有关中国的文章，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你不会找到关于马来西亚的文章，关于印尼或是柬埔寨的文章。基本上这样的激励制度就是让那里的知识分子为外国打工，但是也不可以怪他们，因为大学里的官僚就是用最方便的方法来评价他们的教授。

但是你看在美国它们怎么样评价？它们顶级的大学跟佛罗里达大学的评价体系是不一样的，只有在美国最有名的大学，像哈佛、MIT（麻省理工学院）、耶鲁，你在它们的经济系可以看得很清楚。两批人，一批人在理论上是一流的，是在A类期刊发文章，还有一部分人对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像劳伦斯·萨默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编注）、杰弗里·萨克斯（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目前就可持续发展问题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特别顾问——编注）。可能他们是最有代表性的，但是不止这两个人。

美国的一流高校经济系不止重视学问，还重视智库，会看你作为学者提出来的建议对社会有没有用。所以它们那里学者的成功，是因为它们的学者提出来的建言通过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所以在一个大学，特别在第一流的大学，它们也没有一个公开的A类期刊或者B类期刊名单。它们怎么样来评价学者呢？它们里面有一批人来看你的文章，他们对自己有信心，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要是他们认为某个人文章写得好，他们就让他得到终身教职。

这个评审也不是那么随意。虽然社会已经接受他们的学术地位，但他们作评价的时候，一定也会问外面的人要推荐信。即便如此，最后也都是每个人自己作出评价。

我在很多不同的大学做过他们的校外评审。很多时候我跟他们谈话，他们说论文看不懂，也不看，就看在哪里出版。这基本上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了。你看到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有没有魄力，你应该自己有一个评价。这个A类期刊或者B类期刊名单，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最有魄力的杂志可能不在名单里，因为会有新的杂志出来。依据这样的期刊名单做评价，就可能对人才有低估。

大学要提拔教师的时候，不只应该看他的学术，也要看他在智库方面的工作。有很多大学对教师每三年有一个评价，如果你文章发得不多，大学会说，你因为文章发得不多，上课就得多一点。基本上教书就是一个惩罚。但是，我们知道，对本科生和对研究生的教学不需要完全一样，因为很多本科生不会成为经济学博士。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教学也应该依据每个人具体的能力进行，不能千人一律。这样的话，假如一个大学重视教师带学生的能力，那么，即使教书的老师报酬的增加不如做研究的老师增加得那么快，大学还是应作出改进，对教书的老师来讲，他应当得到适当的回报。

从外面来看中国的制度，我担心很多大学已经很接近完全官僚化的评价制度，这种评价制度就只看文章发在哪一个杂志就够了。但是，还应该问问学者，特别是经济学者，自己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姚洋：中国经济学家要讲好中国故事

这样的研讨会非常好，我最近也在想“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这个问题，我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是非常急迫的。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讲。

中国正进行一场宏伟的现代化变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其实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可以亲身经历、亲身观察这个时代。而且我们还有了西方经济学的武装，所谓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我们都掌握了。那么，我们能不能从中国的实践里面得到一些普遍性的理论？刚才樊纲老师说我们现在实际上在重复西方国家走的路。没有错，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在重复，但是我们走的路和西方还是不一样，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都知道。在不同的路上，我们也作出了很多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些新的东西对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

现在“海归”越来越多，所有高校的研究生课程都一样，大家都在做所谓的标准的、国际化的研究。现在我感觉，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倾向，就是中国大陆要沦落到和香港特区与新加坡一样的地步，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我们想想日本，在日本本土没有出现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因为日本人做的研究全是和美国人一模一样的东西，都是研究很小的问题。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也没有什么特殊性。但是中国如果再变成下一个日本，就太可惜了。我倒不是说我们为国争光，我是说，如果在坐的人跟着美国走，我们就枉活了一辈子。

比这个更严重的是，我们现在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好的情况，就是把中国研究作为猎奇，找到哪个地方有奇怪的东西，就赶紧去猎个奇，然后拿到国外发表，在国外引起轰动，甚至不惜以揭短为荣，说中国哪里哪里不好。以前我们搞改革，我们是跟着人家走，人家说你中国哪里错了，我们就说“Yes,sir!”，赶紧去找错在哪里。我觉得，这样的时代应该过去了。我们应该认认真真地想想，中国做对了哪些东西。但很少有人想这个事情。我们如何用国际上能听得懂的语言把中国做对的事情说出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贡献。你总是去找一些短处，说西方这么做了而中国没有这么做，所以中国是错的，这样的时代应该慢慢过去。要做一些大的问题的研究，我们才不会辜负我们这个时代。(www.xing528.com)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有个讲话，很多人对这个讲话作了解读。我觉得习总书记讲话重点是说，你要从中国的实践中做出普遍的理论，这才是讲话的重点。如果我们从中国的实践中做出对世界有意义的理论，那我们肯定有成就，有中国自己的东西。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觉得可以做的研究。因为我最近做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在这个领域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做出一些新的理论。

第一个就是如何看待前30年？纯粹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前30年我们当然犯了很多的错误，其中有些是巨大的错误，但是我们中国到了今天，工业体系的完备程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很多人说外资都要跑掉，但你看跑掉的都是非常低端的，稍微高端的跑不掉，为什么？出了中国你会发现，原材料、中间投入品很难供应得上，这个和我们当时的工业化道路是不是有关系？

推而广之，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对长期竞争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知道，我们的前30年还把社会兜了个底朝天，搞得非常平。那么，这样一个扁平社会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值得我们思考。

第二个问题是开放与管控。如何管控开放？中国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也许没有之一，就是最开放的。但是我们不是盲目地开放，不是像拉美那样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结构性调整，政府的作用放弃了，结果工业化进程停止了。而中国一边开放一边管控，这是一种重商主义的政策，中国用得比较娴熟。我们很少看到有人研究，中国的重商主义哪些成功了，哪些失败了？由此可以推出，政府和市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是对早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能很简单地说政府和市场是对立的，或是政府和市场完全是弄在一起的。需要细致的研究。甚至我们说中国的产业政策做了很多，到底哪些产业政策是成功的，哪些产业政策是失败的？根本是一团糨糊，没有人仔细研究。现在实际上是有这种数据了，我们可以做这方面的研究。

第三方面，关于制度问题。研究制度的人非常多，我们的制度研究基本上还处在引进消化的阶段，吸收可能都还弱一些。中国的制度变革很有特色，和苏联、东欧的变革差别非常大。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中国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但中国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国家里面做得几乎是最好的。那么，我们是怎么成功的呢？是不是我们有一些适应性的制度值得研究？

第四方面，官员的激励。在其他国家，很少有人讲怎么去激励官员。通常一讲就是官员的责任，就是怎么约束官员。你要让官员做事情，而不是仅仅约束他们。我们已经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比如“经济表现如何影响官员升迁”。这方面我觉得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做。经济表现在何种情况下是影响官员升迁的，学界有不同看法，由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些理论的东西。官员升迁方面还没有很好的理论，这方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研究。

第五方面，研究中国的治理模式。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做对的那些事情说出来。我们的好多学者不屑去说，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前几天在烟台开会，会上有一个学者在解释中国为什么以前有高速经济增长，现在突然增长不行了。他讲了很多，我总结一条是，中国以前有高速增长是因为腐败，现在经济没增长了，是因为现在反腐了。这么说的话，经济增长太简单了，所有官员去腐败就可以了。所以，用腐败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显然至少可说是非常机会主义的。

但这正是一些海外学者解释中国的模型。解释民主社会有现成的模型，比如，多数投票，这是大家通用的。解释其他社会呢？以前没有通用的模型。后来纽约大学有学者提出一个“选举人团理论”（selectorate theory）。选举人团中有一个“获胜联盟”（winning coalition）,决定了你的统治者（ruler）到底对社会持有一个什么态度。在民主国家，一个选举人团非常大，就是全体选民，获胜联盟就是多数，那么你不可能去贿赂多数，你要贿赂多数的话，那就得提供公共品。由此自然推出的结论就是，民主社会一定是提供公共品的。而在其他社会，选举人团很小，就是执政的阶层或集团，只要贿赂获胜联盟集团中的极少数成员，然后你就可以继续执政。从那以后，解释其他社会，都是这个模型。这可以叫做裙带资本主义，或是弗朗西斯·福山（美籍日裔政治学者）最近说的依附资本主义，就是执政者给你一些好处，让你贪，然后你帮我干活。这样一个通常的模型是不是在中国适用？我觉得，我们要好好思考。

当然，你去做一点研究证明当代中国的官员有多腐败，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千万要小心，不要从方法论上就错了。假如你的方法就是看领导人的住房面积是不是符合收入的平均数，然后你发现有处长局长的住房面积超过了收入的平均数，你就说所有处长局长都腐败了，这显然是错误的。从方法论上就是错的。更激动人心的工作是什么？给定官员这么腐败这个条件，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还这么快？这是更加激动人心的工作，是不是？我觉得需要我们好好思考。

周林：建立终身教席制为什么重要

第一，关于高校教师的激励制度，大家也看到了，中国内地高校，特别是顶级高校，现在慢慢都在推行终身教席制。推行这个制度，大多数教师还是觉得，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和内地过去高校的制度来比较，过去教师都是终身制，进来以后就永远在这个体系里面慢慢往上升，走得快的话可以比较早，像优秀的樊纲老师，很快达到最高点，博导到了。如果真的做得慢的话，也不会让你离开，慢一些说不定退休以前能到一个副教授。这样的制度，造成的问题是什么呢？特别是和国际一流高校相比，我们的人才没有办法流动，没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所以，各高校、各不同国家的教育体制比较下来，终身教席制是比较好的制度。就是你在进入的时候可以大胆进，可以说打一个赌，有潜力的调进来。经过七八年考量下来，他如果达不到要求，或是和高校定位不匹配，那么有一个机制，可以让他到更加合适的高校或更加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去发展他个人的职业。这对个人，对高校来说都很重要。这是终身教席制的背景，为什么中国内地高校，不仅仅是经济系，各个学科都在搞终身教席制，原因在这里。

可能大家感到，在执行过程中，终身教席制的标准是一个问题。刚才胡永泰老师说了，中国内地实行这个制度，是在向新加坡、香港的高校学习，但新加坡的高校看来也是有问题的。这话不错。新加坡的顶级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也好，南洋理工大学也好，或者更新的新加坡管理大学也好，然后看香港，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这些高校应该说目前在亚洲地区从学术角度看都是最好的大学。但是它们可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都没有作出特别多的贡献，在当地经济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没有能够站出来。这的确是一个事实，我也可以说遗憾。

你想，有那么多的资源，有那么多人才，本来应该做得更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们做得也挺不错。你到世界任何一个你可以想到的地区，比如拉美、非洲去找，有哪一个地区的大学能像香港科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样，在短期内树立这样的学术声誉？或是间接通过人才培养对地方经济作出贡献的高校，有没有？真还是不多。所以我们也不能把它们一棍子打死。

而且如果你真做了院长以后，真正推行这个制度的时候会碰到很多困难。比如期刊名单你要是没有，这就很难了。尤其是东方社会，都是人情社会，没有名单，没有“硬杠杠”怎么办？

我在耶鲁工作过。已经到最高水平的高校，的确它们原有的教师都是（不能说完全，但绝大多数是）顶级的学者，它们能做到自己主观判断某个学者好还是不好。所以它们更多可以自己进行主观判断。但它们还是需要校外参考意见。比如，哈佛2016年考虑一位年轻助理教授的终身教职申请，系里首先决定是不是要启动，如果启动的话，它还是要到外界找推荐信。这个推荐信还是来自外界的学者，不能找一个《财富》杂志五百强企业的CEO，也不会去找总统或者州长写推荐信，这个没有用，还是找学者来写。所以，学者的判断在校外参考意见中还是管用的。

相对来说，它们找的学者也都是真正以学术标准来下判断，国外教授写推荐信时，会非常认真地对你进行学术评价，这个跟国内又不一样。在我们这里，校外专家的推荐意见你是不容易相信的，因为写得都很好。

美国顶级高校可以相对来说充分运用它们自己的判断，运用自己系里学者的判断，同时校外评审的分量很重，来决定一个学者是不是可以晋升。但这一套在中国内地（其实在亚洲，从新加坡、香港一开始）就做不下去，最后没有办法，还是数论文。你应该去读论文，而不是去数论文数量，这在理论上完全是对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在一个还不是一流的高校里面，数论文数量是没有办法的妥协。未来我想大家可以做得更好，但是现在，各个高校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如果要鼓励一些特定方向的研究，对期刊名单，每个高校可以作自己的选择，不一定要全球所有高校的名单是一样的。假如一个高校要研究中国，或者研究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那它可以把相关期刊列入，这都是高校可以做的。当然，中国内地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定位，所以那个期刊名单可能不同。执行的时候各个高校可以不一样，顶级高校更多要求国际期刊的论文，但其实也可以多要求国内期刊论文。

另外，所谓的终身教席制，假定那是一个理想，现在还达不到，那么可以实行一个与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类似的“双轨制”。我们学校最近也和其他高校一样，要求全部并轨，用同一个标准，但我们安泰向校方坚持，并轨这件事，第一不可行，第二也不应该，我们尊重历史。可以二三十年以后再实行并轨，在目前情况下应该采取更加成功的经验，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通过“双轨制”来过渡。

第二，关于高校的几大任务。现在可能对论文发表、科学研究强调得比较多，对教学强调得相对比较少。关于研究中国，我是不做中国研究的学者。我觉得，多元化很重要，内地高校里要有研究基础科学的，但是也一定要有研究中国本土问题的。当然更好的情况是能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这个更重要。

在美国，我们看到，很多学者在拿到终身教职之前，也是需要发论文的，前面那个坎得过；过了以后，终身教席制就会保护你的学术兴趣，你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按照自己的兴趣、特长，按照你对经济学的认识做你想做的事情。终身教席制的意思是，让不行的人退出去，剩下的人就是，我相信你的能力，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学者的责任心，我不再担心你在做什么事。

中国学者如果相比于美国学者，对国家经济发展贡献不多，那么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怪学者自己，为什么不好好做中国问题研究，另一方面政府那里也很重要，因为这是双方的问题。

如果学者希望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运用到政府决策过程中，在美国，这条通道就在那里。但在中国，目前来说差得比较 大。

最后讲一个思想的问题。的确，经济学研究，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个问题是，思想性的文章越来越少，更多是技术性的或是描述性的。这个局面实际上也不奇怪，真正的思想家的确很少。我觉得，在我们目前人才培养的情况下不要好高骛远，还是要把一些基础打扎实。现在很多思想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你来一个灵感，可能就确实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思想，但现在讲到的思想，很多时候也只剩下相对比较褊狭的定义。过去的思想家兼通文学、哲学、政治、艺术、法学，都可以，现在这样的人才很少。社会在进步，科学也在进步。在这样的意义下，思想家的减少和时代的进步实际上是一致的。

我们如果说有思想家的话，思想家也有发言的地方，他可以写书，通过其他方式影响社会。如果出一个期刊给思想家发表论文，这个期刊真的会很难办。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有他自己的期刊，但还是一个小众的期刊，难得有诺贝尔奖得主，得奖以后有一个机会可以到一个期刊上介绍自己的思想和学术，大多数期刊还都是比较专业。怎么能够让真正的思想发出灿烂的光辉，而大多数非思想家做一些小的技术问题，其实也很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我还是鼓励学生、年轻学者中的大多数人，把技术的工作做好，对经济学的贡献也很重要，而如果太好高骛远，可能将来会一事无成，这个时候也是很可惜。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6年6月28日。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教授等四位嘉宾6月19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安泰问政：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座谈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内容未经作者本人审定，个别表达据上下文补充，标题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编者所拟。发布者：中国发展研究院。发布时间：2016年6月29日。）

【注释】

[1]周林，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