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技巧

邹至庄　袁志刚^[1]等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居民应当有消费的自由，其消费量应由自己决定。在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是市场给出的、税收不能改变、企业的利润率也不能改变的情况下，“蛋糕”的切法不会发生变化，居民的消费量自然也难有大的变化。

20世纪60年代，邹至庄提出“邹氏检验”（CHOW TEST），由此在世界经济学界声名鹊起。

20世纪80年代，邹至庄将现代经济学理论引入中国，对于中国经济学发展亦功不可没。

日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做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安泰问政特别活动，与经济学家和年轻人共同解读“中国经济”的发展之路。

一、 数据永远也不可能是完美的

近年来，很多经济学家抱怨靠谱的经济数据的缺位，严重影响甚至阻碍中国经济研究成果的产生。对此，邹至庄先生似乎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数据永远也不可能是完美的。邹先生坦言，“半个世纪以来，我用中国官方数据做了很多研究，结果也很好的。这些数据很好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数据也没有那么糟糕。”

20世纪80年代初，邹至庄先生作为最早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海外学者，成为最早一批来到中国大陆的西方经济学人。1985年，他在南开大学出版专著《中国经济》，介绍如何把现代经济学工具应用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工作。30年前，不论对于国内资深的经济学家而言，还是对于年轻的经济学人来说，这本书都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同年8月，邹先生在著名经济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文章，讨论中国的总生产是如何决定的。论文用计量方法估算了中国的消费函数与投资函数。消费函数根据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消费理论建立，而其中使用的数据则是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从1952—1983年的中国经济数据。

2011年，邹先生在《经济学通信》（Economic Letters）发表论文，确认直到2009年，弗里德曼的消费理论和总投资理论依然在中国适用。事实证明，经济学的理论可在中国加以应用，反过来也说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支持并符合经济学理论的描述与逻辑。

需要强调的是，邹至庄先生所引用的数据从计划经济时代跨越到市场经济时代。于是，他得出结论：经济学的理论可在中国加以应用，包括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

二、 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着今天的居民消费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78年、1990年、2000年与2014年，我国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分别占比62.1%、63.3%、63.7%与51.4%，总消费与总投资的比例从2000年到2014年大幅下降。

多年来，关于“如何拉动消费、刺激消费”的讨论从未停止，而效果却似乎并没有十分清晰。消费量为什么拉不起来？

今天，GDP每提高一个点所需要投入的资本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投入效率越来越差。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市场消化不掉的产能常常被美国人买走。然而，2008年以后，国际社会已经无法在非均衡的情况下，继续吸纳中国的产能。于是，人们无奈中把目光投向了居民消费：经济转型是否要变成内需驱动，或者消费引导型？

邹至庄教授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企图拉动或者刺激消费的思路是有问题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居民应当有消费的自由，其消费量应由自己决定。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倡议新的消费理论，认为消费量与预期收入（或说正常收入）的比例是固定的，不会在正常收入增加时减少。而中国人的消费行为是合乎经济理论的，外力无需去增加或降低它。

对于中国的消费和投资比例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志刚和邹至庄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是市场给定的、税收不能改变、企业的利润率也不能改变的情况下，“蛋糕”的切法不会发生变化，居民的消费量自然也难有大的变化。

袁志刚认为，20世纪70年代陆续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着今天的居民消费。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子女往往充当了一项重要的金融资产，“孝道”则有效地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发生。同时，与西方人相比，东方人生活节俭，又善待子女，追求“多子多福”，更加不愿自己晚年生活凄苦。宁波一带有句俗语“少年吃苦不算苦，老年吃苦才是真的苦”。那么，如何做到晚年不吃苦呢？中国人常常选择把钱投资在子女身上。在金融体系欠发达、理财产品不够丰富的情况下，子女便成为非常好的保障。

今天，对于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而言，子女教育依旧常常是家庭消费的重头，而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总归是相对有限的，所以家庭的教育支出大致稳定。二孩政策的放开势必会增大家庭在子女养育、教育方面的支出，消费量自然会放大。(www.xing528.com)

三、 我们的金融市场没有做对金融价格

中国经济的问题在哪里？

袁志刚认为，我国的商品市场发育是很好的，但是相对而言，要素市场的发育就要弱很多。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不论是要素投入驱动，还是创新驱动，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都不容忽视。

近年来，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扭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相对而言，劳动力市场的表现要好很多。短短二三十年间，2.7亿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与外国资本、先进的管理进行对接，就创造了一个庞大且包罗万象的世界工厂，这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

今天，劳动力市场当中，谁的工资高？答案是保姆。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在于供求关系——中国向老龄化社会迈进的同时，二孩又纷纷落地，于是保姆的薪水自然上行。

为什么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涨不起来？一年700多万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课堂上所学又往往背离企业的实践需求。这种情况下，这部分劳动力价格自然上不去。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最大的问题应该出在了金融改革上面”，袁志刚认为，无论是银行融资、股市，还是其他形式的债券，都没能很好地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简单地讲，我们的金融市场没有做对金融价格。经济理论当中，要做好资源的配置、配对，首先要把价格做对。这一点，商品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劳动力市场也做到了。

这些天，媒体上有个非常抢眼的话题——“董明珠骂人”。袁志刚觉得“这一骂”应该赢得掌声，不是为“骂”的举动，而为“骂”的底气。董明珠的底气在哪里？她的底气就在于企业的高额分红。如果中国的企业都可以取得格力那般的业绩，那么中国的投资市场大概就不是今天这般境遇了。

四、对于经济而言，没有短期则一定没有长期

“逆时针转一转不是最清晰，顺时针旋一旋也不是最清楚”，在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方颖眼中，今天的经济政策，很多时候给人的感觉就像当年学习外语时，短波调台的感受，总是摸不准定位在哪里。

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有短期与长期之分。目前，对于短期与长期的问题，学界有很多争论。方颖的观点是，短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外部环境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因为有了短期未必有长期，但是没有短期则一定没有长期。

事实上，短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相当重要，而今天这些方面却往往有些混乱,政策信号很多时候还不够稳定。

今天，大家都在谈论“调结构”，而“调结构”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金融结构改革。2015年的温州调研带给方颖最大的感触是，银行贷款与民营企业需求之间的错位。“银行之间常常是背对背的，一家银行给企业多少授信，其他银行并不知道，而股份制银行又往往跟在大银行后面，结果就变成了拿到了钱的企业往往可以拿到更多的钱。”而一旦经济下行，我们的结构调整常常走向相反的方向，银行往往“固执”地把血输给国有企业。哪怕是那些没有经营问题的民营企业，其银行贷款也基本难以为继，流动性问题就这样出现了。

（原载《文汇报》2016年11月11日。根据2016年11月4日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安泰·问政|邹至庄解读中国经济”论坛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邹至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