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三大红利与后发优势

过去30多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这些因素，有一些基本上已经不再存在，譬如人口红利，剩下的其他因素还能否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在多长时间内还能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新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出现呢？笔者以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有四个有利因素，我将它们总结为“三个红利、一个优势”。它们是中国未来10年到20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可以依赖的力量。但是，要发挥出这些因素的作用，需要中国政府通过各项改革创造相应条件。

第一个红利是结构性红利。所谓结构性红利，是指由于过去在所有制结构、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结构、产业结构、空间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资本误配，纠正这些误配所能产生的收益。显然，结构性红利无须依靠投资增量，调整资本存量结构即可获得。

结构性红利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资本的所有制误配。中国过去的投资大部分都投到了国有企业或公共项目。但已有的一些研究发现，国有部门的投资效率要明显低于非国有部门。根据朱晓冬等人的研究，过去30多年平均而言，非国有部门TFP的增长率明显快于国有部门，是国有部门增长率的4倍。尽管最近10年国有部门的表现有改进，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宜根据这一统计上的改进而认为国有部门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抓大放小”改革，大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或改制为私营企业，或退出了市场，因此分析的样本集合发生了变化；二是因为留下来的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上游产业，而且占据着垄断定价地位，其TFP的估值中包括了垄断租金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效率。另外，朱晓冬的研究也发现，从资本回报率来看，长期以来非国有部门比国有部门要高很多，前者大概是后者近10倍。宋铮和谢长泰的研究也发现，从单位资本的增加值来看，国有部门比非国有部门的情况要差。显然，如果资本存量能够实现所有制的结构性转换，低效率国有资本可以被允许转配到高效率的非国有部门，则不用新增资本投入，中国经济就可以产生更高的产出。

资本的误配还体现在不同用途的资本结构上。施浩和笔者分析过基础设施资本和私人生产性资本的配置效率。我们发现，中西部地区有许多省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一种浪费，路修好了没有车跑，工业园区建好企业不进去，供电供水做得再好，不能被充分利用。而东部地区各省基本正好相反，相比于私人资本，基础设施仍然值得加大投资。这也是需要纠正的资本结构性误配。

另一个结构性红利来源于城市结构不合理。虽然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50%，但是，中国城市化效率并不高。有经济学家做过研究发现，中国有太多城市达不到规模经济。城市为什么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为什么甚至可以说，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驱动器、发动机？因为在城市里，更多的人口集聚能够带来新的思想，带来技术进步，带来新的创意，而且城市有规模经济，有范围经济，城市有那么多服务业能够帮助工业企业更好生产，降低它们的交易成本、生产成本。城市化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城市化要考虑如何实现规模经济，因为规模本身是重要的。100个小城市的城市化和10个大城市的城市化，在经济效率上不是一样的，由于集聚经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存在，前者达不到后者那么好的经济增长效果。根据亨德森的估计，中国70%多的城市未能达到规模经济所要求的规模，其中56%的城市低于95%的可置信区间规模经济要求的下限；与此同时，中国又有少部分城市已经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教育、金融、商贸、娱乐生活，等等，这些方面要降低成本都需要这个城市拥有足够规模。有些基础设施一个国家只有一两个大城市才有能力提供，比如大剧院。大剧院维护成本很高，如果一个城市人口太少，不可能天天上演节目，没有那么多人来看节目，它是很难维持的。

城市化下一步其实要让更多人进入到大城市，而不是强调发展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经济效率后果是值得怀疑的。笔者赞同亨德森的看法，中国要发展500万到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而不是人口100万以下的小城镇，因为后者达不到规模经济，实现不了经济效率。因此，下一步中国的城市化政策应该要有所调整，要改革户籍制度，鼓励人们往规模在500万到1000万人口的城市迁移。

总之，由于政府在过去的投资中，拥有太大权力来影响资源配置的方向，导致中国的资本存量结构不合理，产生了巨大的效率损失。这个效率损失，如果通过一个结构改进，把它重新释放出来，就能够给中国经济增长释放动力。譬如，可以让民营企业并购“僵尸”国有企业，或者让国有资本流动起来，将它们投向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或者让民营企业最后把国有企业收购掉，通过这种方式盘活国有资本。让国有资本存量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即使不投入更多的资本它也能够带来新的产出增量。如果每年实现一点结构红利，也许释放出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就能够让中国经济每年多增长1—2个百分点。

第二个红利是信息化红利。从国际经验看，信息产业的投资往往对经济增长无法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计算机产业大量投资，但是经济效率当时没有体现出来。这个现象被经济学家索洛称为“生产率悖论”。到90年代末，经济学家再进行相关研究时发现，美国90年代的TFP相比80年代有一个明显提高，这主要是信息技术的利用所带来的，但是80年代美国的信息产业投资量已经非常大。1997—2007年间，中国ICT投资增长速度非常快，年投资增长率在30%以上。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中国似乎也存在类似时滞现象。譬如，有的研究发现，信息技术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没有产生特别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各个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也还没有反映出来。也许跟其他发达国家类似，中国信息技术从投资到产生效率同样存在10—20年的时滞，而当前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有助于加快释放信息化红利。但是，信息化红利是不是一定能够被释放，被充分利用，很大程度还取决于中国的企业到底会怎么做？

一般来说，一项新的通用技术大规模采用以后，往往要求企业的组织形态有所转变。如果不能实现转变，很可能这项通用技术产生的红利就难以实现。当年，电力作为通用技术被利用以后，很多所谓工业化先行国家之所以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是因为这些国家当时的企业对自身的组织形态进行了重大变革。发电技术没有之前，企业的动力提供是分散的，这决定了它的生产方式也是分散的、小规模的，这也意味着，它只需要在本地销售它的产品。一旦电力集中供应，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企业便需要寻求更大的市场来销售产品。向更大市场销售产品，要求企业有一个更强大的营销团队，也要求人力资本部门有更强的招聘和培训能力。总之，企业的组织形态要朝着能够支持大规模生产的方向去转变。从电力技术的采用，到最后体现为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同样存在这样一个时滞。从各种国际经验来看，互联网技术兴起以后，企业的组织形态也需要适应这个变化进行调整，才可能把信息化红利释放出来。互联网经过近20年的普及应用，它给中国经济带来信息化红利的可能性正在提高。

第三个红利是高等教育红利，1999年中央政府实施大学生扩招，从2003年开始，大量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力进入市场。相比于扩招之前，如今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已经增加了10倍之多，达到了700万人。然而，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没有跟上，这些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其人力资本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可以从他们进入市场后起薪工资低、工资增长慢上得到体现。根据李实等人的研究，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也提高了9个百分点，这既有扩招以后大学毕业生平均能力下降因素的影响，但也与这部分劳动力供给量大了，产业结构没有得到调整，需求没有跟上来有关。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需要的劳动力更多的还是在流水线上作业的非技术工人。有些大学生毕业的起薪工资，还不如农村没有读大学，高中甚至初中毕业就直接工作的同伴高。大学毕业生的低工资和失业率的提高，反映出受制于现有产业结构束缚，他们的人力资本无法被充分利用，没有创造出足够高的边际产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让这些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用，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应有的贡献？如果最近10年来积累的6000多万拥有高学历的高技能劳动者能够更好地发挥其才能，这又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

最后，所谓“一个优势”是指后发优势。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时至今日，后发优势是不是被利用完了？笔者认为，中国的后发优势依然很大。中国现在人均GDP，按照官方汇率计算大约是美国的1/8（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大约为1/5），和世界银行界定的11000美元的高收入标准相比，也有50%的追赶空间。经济学一般把人均收入水平看成是衡量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的变量，与高收入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便可以从收入水平的差距上衡量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后发优势还是比较显著的。我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相比还有较大距离，因此，如何利用好后发优势，未来仍然是中国需要认真对待、设法利用的一个有利条件。

在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的过程中，需要中国的企业部门继续以投资的方式，引入代表国际先进技术的成套机器设备。这也表明，中国经济的需求端也可以为经济增长发力，需求端里面的投资需求，它本身就是改善供给端生产能力的重要渠道。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中国今后不需扩大投资需求。目前，中国的劳均资本量和美国相比，只相当于它的1/3。为了提高人均收入，就必须继续提高单位劳动者能够使用的资本量，因此，中国未来依然需要保持较快的投资增长速度。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继续保持较快投资增长的同时，如何改善投资效率？如果投资效率不得到改进，企业无法用更少的资本创造出更高的产出，那么，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铁律将使得中国的投资增长带来的成本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不可承受之重。而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目前的技术差距来提高投资效率，那么，后发优势的作用就能够体现出来。

后发优势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企业的管理效能比较低。斯坦福大学的布鲁姆教授把管理理解为是一种技术，他们对于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企业做了大规模调查，并且对各个国家企业的管理效能进行了量化评估。从图2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管理效能的总体得分在2.6，美国则接近3.4，超过中国大约30%。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将管理效能上与先进国家企业的差距缩小一半，这本身就可以释放巨大的产出增长。根据布鲁姆的研究，中国企业部门总体管理效能低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缺乏高管理效能的企业，而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分布在低管理效能区间。如果中国的中小企业能够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管理水平，改变中国企业管理效能的分布状况，那么，要提高中国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并非难事。(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Bloom & Reene，2010.
图2 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管理效能水平

三、 如何释放增长潜力

如何释放增长潜力？这需要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共同努力，合作发力。政府需要做什么？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进一步推进改革。

首先是金融改革，怎样让中国民营企业可以更快、更有效率地并购国有企业？如果没有金融改革，就难以确保资金资源流向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而不是又跑到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手里，不是又投到缺乏效率的项目上。否则，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资源误配不是得到缓解而是被加深了。如果改革能够让高效率的民营企业获得更高比例的金融资源，那么，本文前面分析的“三个红利、一个后发优势”才能够真正被利用起来。

其次是土地制度改革。如果不进行土地确权，不培育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那么，农民就难以进一步向城市迁移，因为担心土地使用权被没收，或者土地价值无法得到实现——如果无法转包给他人。通过改革，确保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不受侵犯，同时允许那些进城的农民将承包地转租给别人，这项改革目前正在加快推进速度，这是有利于农民向城市迁移，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政策。与此项配套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也要加快，应该允许那些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的人，给他们落户，这样，他们的孩子可以在城市接收教育，他本人可以在这里就医和养老。

第三是高等教育改革。一个国家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让创业、创新，尤其是技术进步在整个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高等教育就必须要有更好的推进。中国已经无法依靠粗放式的、低水平的加工工业来推进增长，低水平工业化对劳动力的知识水平没有高要求，只要识字就可以在工厂里干活，经济就可以增长起来。但是，从依靠后发优势，到逐步形成自我创新能力，这个过程需要更高学历的人才参与到生产过程。高等教育改革，其核心是要让高校去行政化，让大学的人才培养更加适应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需要。一方面，政府要在基础科学的人才培养和研究领域承担更大的财务和拨款责任；另一方面，政府要减少对高校应用型专业设计的干预，提升高等教育技术应用领域与市场需求更及时更充分的对接。

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加快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尤其是完善法治和依宪治国。这与上面所有改革都是相关的，甚至是前面改革的条件。新一届政府加大反腐败力度，习总书记强调要“将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些政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都将带来深远影响，如果不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各级政府官员不能够被问责的话，那么，中国就无法建立真正的、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无法真正提升整体经济的效率。

企业应该做什么？一言以蔽之，应充分利用上述三大红利和后发优势。譬如，高效率企业要通过资本市场并购低效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再如，要考虑如何进行产业转型，以便更好地利用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人才，来转变企业产品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又如，如何基于信息技术进行企业组织和流程再造，从而发掘信息化红利。互联网时代，如何改造组织结构和流程，对每个企业都是一个挑战。企业家需要去寻找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企业新组织模式。在利用后发优势方面，中国企业既要进行技术追赶，还要提升自身管理能力，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对于中国企业管理效能的提升，笔者想特别强调一点，即建立更加分权化的组织结构。为什么要建立分权化的组织结构？互联网时代，企业的生产越来越强调因需（on-demand）生产，即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进行生产决策。20世纪中期，日本丰田公司便创造出精益生产、精益管理模式，强调零库存和根据市场销售情况决定生产。精益生产意味着企业内部要有更大的分权，与此同时，也意味着需要把企业的生产过程向市场分权，将企业自己做不好的环节转到供应链，外包给其他企业。这方面香港利丰集团提供了非常好的案例经验。20多年前国外学者提出“大规模定 制”概念，信息革命让供应链生产更加具有弹性和及时性，也更有可能将这个概念变成现实。

布鲁姆等人发现，分权化企业更有效率。在管理实践上，中国企业属于集权式管理模式，而欧美国家的企业更多采用的是分权模式，因为分权能够更好适应市场变化。一个国家的企业能不能提高分权水平，与一系列因素有关：如果这个国家人们相互信任度不高、市场竞争度很弱，政府本身是强调集权的，那么，该国的企业也不愿意分权。研究表明，信息技术利用和分权在企业是高度互补关系，信息技术能够帮助企业实现分权，越能够利用互联网技术的企业就越有可能实现分权。越愿意分权的企业效率越高，也就越可能实现高成长，这才是一个国家信息技术推动生产效率不断进步的根源。互联网时代给高效率企业并购低效率企业和做大做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进行组织和流程再造，如何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这需要企业家的探索和实践。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