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金融化一直是热点问题。现有文献常从宏观层面分析金融化带来的后果,或从微观层面讨论影响金融化的因素及动机问题。国外研究投资行为、投资结构的文献中,多用“金融化”来描述企业进行金融投资的行为。
在宏观研究层面,国外学者大多认为过度金融化将使得企业“由实变虚”。实体企业通过投资金融市场或参股金融机构带来的利益增长,在资源有限情况下,金融投资对实体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过度地投资金融市场,将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稳定性下降。同时,过度金融化会带来人力资源、金融资产错配,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高(Dore,2008;Orhangazi,2008;Freeman,2010;Bhaduri,2011;Palley,2013;González等,2014;Durán Ortiz,2014)[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虽然我国实体经济虚拟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但学者们对实体企业金融化驱动因素与治理问题讨论不多,相关理论问题解释尚不清楚。现有文献主要从实体企业金融化动机与后果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但并未得到同一结论。其中关于金融化动机方面,已有文献分别从金融市场不完善的融资约束、金融行业垄断的超额回报率以及金融监管不完善等视角对金融化动机展开研究(胡奕明等,2017;王红建等,2016;宋军和陆旸,2015;韩珣等,2017)[168] [169] [170] [171]。陈东(2015)[172]利用抽样调查数据,对民营企业出资人背景特征与企业投机性投资战略、企业绩效进行实证研究,认为企业投机性投资战略的调节作用源自企业出资人背景。近几年盈利的冲动导致许多民营企业偏离主业而增加投机性投资。关于后果方面,已有文献分别从企业技术创新、资本投资视角以及经济绩效等视角论证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后果(谢家智等,2014;王红建等,2016;王红建等,2017;许罡和朱卫东,2017)[173] [174] [175] [176]。(www.xing528.com)
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实体企业金融化所发挥的作用不完全是负面作用。如张军和金煜(2006)[177]从金融自由化视角,研究发现金融化改革能够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改进企业投资。谢家智等(2014)[178]研究认为,过度金融化带来了“制造业空心化”问题,抑制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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