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宝强：营收不增成本上涨 财务报表分析和税收优惠政策解析

苏州宝强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宝强)于2003年12月08日在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公司业务立足于紧固件制造行业,主要从事紧固件、五金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苏州宝强拥有独立的研发团队,在掌握核心技术和多项知识产权的基础上,采用“以单定产”为主的模式组织生产,以直销的方式出售紧固件和五金件给下游客户。苏州宝强拥有良好的采购、销售渠道,与主要供应商、客户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主要客户是国内外的通信、电子、家电、工程机械、汽车、轮船等行业的知名制造商。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五条、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等相关规定,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为进一步支持企业的研发活动,后经修订为: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苏州宝强自2017年起批准适用该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苏州宝强出口产品享受增值税“免、抵、退”政策,自2017年至今苏州宝强出口产品执行5%的退税率。

从表8-10中可以看出,苏州宝强2015—2017年的应交税费基本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以有代表性的增值税为例,2015年其应交增值税额为335655.34元,2016年为996535.44元,增加了660880.10元,至2017年又增加了356980.68元,直到2018年才出现下降的趋势,降至384490.38元。从整体来看,这与减税降费会降低小微企业的纳税规模的推论是矛盾的。但是,增值税与公司的销售收入、出口规模息息相关,而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又与增值税联系紧密,所以简单地看应交税费绝对数并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需要与公司同期的经营业绩相结合进行判断。

苏州宝强2016年5月26日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所以年报中未找到2015年的社保费数据,观察其2016—2018年的社保数据,发现苏州宝强除了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其为员工缴纳的社保费基本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2016年公司需交纳796496.00元,2017年需缴纳1038947.61元,上升了242451.61元,同比增加30.44%,至2018年又上升了168882.04元。直观来看,这一现象同样与减税降费政策背道而驰。但是社保费与员工人数相关,通过研究其财务报表,发现2016年该公司的在职员工为179人,2017年为199人,2018年为200人,其员工人数也是逐年上升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大致认为社保费的增长是员工人数的增长导致的,而并非是降费政策不力,但是具体降费政策有没有效果还要与垂直分析、比率分析结合进行具体研究。

苏州宝强的固定资产投资除了在2017年有轻微降低,2015—2018年基本上呈上升趋势,2015年投入为21934021.72元,至2016年增加了1436196.06元,至2017年下降了68871.78元,降幅仅为0.29%,至2018年又增加为35767281.99元。整体来看,2015—2018年苏州宝强扩大了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从而我们认为减税降费对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有正向的影响。

苏州宝强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除了在2018有下降的现象,2015—2017都呈现上升的趋势,而期间费用则是2015—2018年稳步提升。同时苏州宝强的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在2016年和2018年都有下降的现象。整体看来,减税降费的政策并没有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也没有降低公司的生产经营成本。仔细分析2016年和2018年的报表,发现2016年该公司营业利润同比降低84.06%,净利润同比降低51.37%,主要原因为人工、原材料等营业成本增加,管理费用增加,营业收入虽有所增加,但增加比例仅为21.83%,远低于成本、费用的增加比例。

其中,管理费用增幅较大主要原因有五:(1) 为了加强公司整体管理水平,又新增资两家控股子公司,故管理人员人数增加。同时,为了激励管理团队,上调部分管理人员工资,管理人员人工成本增多。(2) 2016年因扩大经营,新增机器设备,相应的折旧费用增加。(3) 2016年新租赁了厂房和办公楼,导致租赁费用增加和由于租赁办公楼部分装修导致的待摊费用增加。(4) 2016年比2015年新增了5个研发项目,分别是冷镦工艺双头螺纹六角螺栓的研制、430材料带塑胶垫片组合搓牙后镀锌工艺螺丝研制、空心垫片研制、汽车用卡箍螺栓冷搓技术研发和新型冷锻成型技术研制,故研发费用大幅增加,增幅高达109.89%。(5) 2016年的服务咨询费也有所增加,主要是公司2016年5月挂牌上市,支付给券商、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的中介费用。至于2018年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净利润皆下降,是因为2018年市场经济低迷,中国经济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增加,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给新兴市场带来冲击及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民营经济退场论“妖风”突然泛起,国内经济政策波动。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使得公司经营业绩随之下降。经过以上研究,我们并不能说经营业绩的下降是由于减税降费不力造成,但是苏州宝强生产经营成本的逐年上升是事实,另外仅仅凭这些绝对数据并不能准确衡量盈利能力,应该在后续的比率分析中用营业毛利率、营业利润率、营业净利率来衡量更为可靠。

苏州宝强的所得税费用除了2017年,基本上呈现下降的趋势,自2015年的1688731.97元降至2018年的1148389.42元,以此可以大致看出减税政策确实减轻了小微企业的所得税纳税规模。其中,2017年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329.34%,主要原因是营业利润同比增加1010.11%,利润总额同比增加284.29%,而营业利润的攀升主要是因为公司前五大客户订单增加,销售额大幅增长,利润也随之增加。同时生产产量大幅增加,降低了固定成本的分摊率,也使利润增加。所得税费用与利润息息相关,自然随着利润的增长而增加。

苏州宝强的无形资产2015—2018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其研发费用除了在2017年有轻微下降的现象,基本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增幅都比较大,2016年同比增幅为109.89%,2018年同比增幅为85.19%。所以,苏州宝强明显加大了研发投入,只不过研发项目周期比较长,还未形成无形资产。由此可以看出减税降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

2. 垂直分析

表8-11税费情况垂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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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税”构分析

分析表8-11中关于税的数据以及图8-3,我们可以看到,苏州宝强2015—2019年实际缴纳的各类税款在总资产或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2016年、2017年有一个集中上升的趋势。其中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在2016年、2017年上升的幅度比较大,企业所得税在2017年上升的幅度比较大。但是苏州宝强自2017年起批准适用上述税收优惠政策,所以2017年之后的减税政策对它的影响比较大。我们主要研究了它在2017年之后的税收水平。结合水平分析,2017年营业收入同比增加40.11%,较高的营业收入伴随着较高的增值税,增值税同比增加35.82%,而总资产同比增加23.61%。因而增值税占比在2017年上升主要是营业收入提高带来的,并非减税政策不力。同时2017年营业利润同比增加1010.11%,利润总额同比增加284.29%,所以企业所得税也会上升,所得税占比自然升高,也并非是因为减税政策不力。另外从图8-3中可以看出,2017年之后,公司各项税收占比都出现大幅下降趋势,所以可以认为减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企业的纳税规模。

分析表8-11中关于费的数据以及图8-4,我们可以看到该公司2016—2019年的社保费占比基本没有波动,比较稳定,在2019年有些许上升的趋势。要具体分析降费政策有没有效果,还应结合税外负担来看,垂直分析得不出结论。

图8-4“费”结构分析

从表8-11中数据及图8-5可以得知,虽然2017年的期间费用占比有轻微的下降,但整体上从2015至2019年期间费用的占比是呈上升趋势的,其从2015年的13.54%升至2019年的20.04%。由于期间费用包含物业费、仓储费、通讯费、水电费等各项费用,因此它与降费政策息息相关,若降费政策成果显著,除去客观因素的影响,应该能够看到期间费用占比下降的趋势,而在图8-5中,我们未能看到苏州宝强受益于降费政策。期间费用占比的上升会导致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的上升,由此我们认为降费政策未能在降低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方面发挥作用。(www.xing528.com)

图8-5期间费用结构分析

3. 比率分析

表8-12比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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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企业实际缴纳的各类税款与企业销售(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的税收负担,由于苏州宝强自2017年起批准适用税收优惠政策,所以2017年之后的减税政策对苏州宝强影响比较大,我们主要研究2017年之后该公司的税收负担。从图8-6中可以看出,苏州宝强自2017年起的增值税税收负担、其他税收负担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以增值税税收负担为例,其从2016年的1.27%降至2017年的1.24%再降至2018年的0.44%,下降趋势比较明显。而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之所以在2017年有大幅度的提升,是因为2017年营业收入同比增加40.11%,而营业利润同比增加1010.11%,利润总额同比增加284.29%,所得税同比增加329.34%。利润的大幅增加也带来了所得税的大幅增加,其增幅超过了营业收入的增幅,所以企业所得税的税收负担提高,但是2017年之后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就开始下降。整体的税收负担在2017年因为所得税税收负担的提高升至4.75%,但同样,它之后就开始下降,降至2019年的1.41%,降幅达3.34%。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减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

图8-6税收负担

我们用企业缴纳的各类非税负担与企业销售(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的税外负担,由于2015年没有社保数据,所以我们仅观察2016—2019年的税费负担。从图8-7中可以看出,该企业的税外负担自2016年的10.46%降至2017年的1.69%之后,基本处于稳定的水平,

图8-7税费负担

而税收负担除了在2017年因为所得税负担的提高而提高外,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这两力作用之下,整个税费负担从2016年至2019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再结合水平分析和垂直分析,我们认为,减税降费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和五险一金税外负担。

从表8-1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苏州宝强的营业毛利率自2015年的26.05%增长至2019年的26.03%,营业毛利率较为稳定,但是苏州宝强的营业利润率与营业净利率各自从2015年的10.91%、8.03%降至2019年的4.81%、2.42%,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同时从图8-8中可以看出,苏州宝强2016年和2018年的营业利润率与营业净利率更是出现大幅度的下降。由于营业利润率和营业净利率更能衡量公司的盈利能力,再结合垂直分析得出期间费用的占比呈逐年上升的结论,我们认为,降费政策并没有降低该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这导致苏州宝强的盈利能力也没有因为降费政策而得到提升,所以降费政策仍需得到推进。

图8-8盈利能力

4. 总结

通过对苏州宝强的经营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减税降费确实提高了制造业小微企业的研发投入、固定资产投资,降低了税费负担,但是降费政策主要施力于企业的五险一金,注重降低社保费率,由于企业的费用支出比较多,而降费作用范围比较小,导致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仍然保持在高水平。因而政府仍需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在维持减税成果的基础上,将施力点转向降费。

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对各行业的小微企业都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当前创新最活跃、增长最迅猛、辐射最广泛的经济领域之一,对拉动内需、促进就业和引领产业升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们的对比分析中,它们却并非减税降费背景下受益较大的行业,因而减税降费仍需继续推进,在维持减税成果的基础上,大力推动降费,努力将政策成果更多惠及制造业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本节仅选了各行业中的一家企业进行分析,只能进行相对分析,并不能绝对地评价减税降费在不同行业间的效果,今后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对此进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