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假设：中国中部地区企业受积极财政挤出效应影响更大

理论分析和机制分析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企业盈利水平的影响既存在挤出效应,也存在挤入效应。也就是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企业盈利水平的总效用是财政政策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的挤入效应和资本市场上的挤出效应的平衡结果。关于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已有宏观研究显示,没有经验证据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会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相反,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了投资和消费,促进了经济增长,即总体上表现为挤入效应。可能的原因是,财政政策的挤入效应主要通过产品市场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会直接提高社会的总有效需求,推高企业盈利能力的传导渠道较短,作用机制比较直接。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则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而资本市场会同时受到另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的影响——货币政策。只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协调,则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并不一定必然会发生。吕敏康(2017)的研究显示,我国的货币政策多年来处于相对宽松的状态。我们通过数据梳理也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平均为14.792%。可能正是由于我国多年来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入效应在我国更加显著。

然而,受经济结构的影响,利用宏观层面数据得出的研究结论可能并不能在微观层面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上市公司相对于非上市公司而言,通常拥有更大的资产规模,也通常有更多的融资需求,同时,与同行业的中小微企业相比,其获得的财税政策优惠通常更少。因此,在相同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受到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影响可能更大。当然,上市公司也会受到积极财政政策挤入效应的影响。积极财政政策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总效应最终还是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平衡的结果。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H1:积极的财政政策会降低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

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经济发展水平更高,金融发展水平也相应更高。因此,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可能更小,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对东部地区企业的影响应该更小。此外,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虽然比不上东部地区,但由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均衡战略,西部地区的企业通常普遍可以享受到可观的财税政策优惠,可以直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而中部地区在金融发展水平方面落后于东部地区,又无法享受与西部地区同等的政策优惠,因此位于中部地区的企业受到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影响可能更大。据此,我们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

H2:位于中部地区的企业,受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影响更大。(www.xing528.com)

外资企业相对于内资企业而言,融资渠道受到国内宏观政策的影响更小,因此受到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影响可能更小。而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同为内资企业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占有和利用经济资源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占有资源方面,国有企业由于比民营企业拥有更好的政商关系而具有先天优势(罗党论、杨玉萍,2013)。同样,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依赖程度也更高,相应地,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也可能更大。据此,我们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

H3:相对于内资企业而言,外资企业受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影响更小。

H4: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受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