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学习与机会主义：契约投资的漏洞

让我们深入考察两个派生流程的“事先”“事中”与“事后”行为:事先即劳动模范的推选过程,事中为公众在政府安排的情境中的学习活动,事后是政府对公众学习以及公众对劳动模范的评价与监督。劳动模范作为主体的活动存在于事中、事后阶段。

如何从公众中推选模范,是政府劳动模范投资的第一步。一般而言,政府选取英勇牺牲或作出重大贡献的劳动者作为模范。这是因为,在人力资本的显示上,虔诚远不同于教育,后者可以用文凭作为显示信号；尽管纯粹为信号显示而去多受教育,也是一种资源浪费^[18]。而可逆的虔诚品的显示则相当困难,几乎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宣称自己进行了或正在进行着思想投资。因此,英勇牺牲或重大贡献本身就是一种虔诚信念较强的信号显示；政府的选取是对这种信号显示的理性反应,这样既可以节省挑选费用,又可以给公众提供较高质量的虔诚消费品。对此,公众中有的抱怨,“为什么不在人活着的时候表彰他”？这不仅表明对政府理性缺乏认识,更反映公众对政府事后激励的不满。劳动模范本人在被挑选时,基本上属于客观投资品。牺牲的英雄不必说,活着的模范其兴奋感部分来自他们看到先辈所得而形成的预期,部分地因自娱中的投资获得附带报酬而感到意外欣慰。他们的偏好不管是否认同于政府,此时都无法显示,只是在进入事中、事后阶段,与政府偏好的不同将会增添劳动模范的心理成本。公众在劳动模范的推选阶段比较坦然,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竞争,但基本没有发生支付与收益；此时,除了劳动模范所在单位的少数内层公众了解一点情况,外部公民对此还一无所知。公众得以参与交易的首先是事中阶段的消费。

事中阶段的消费主要是通过情境学习实现的。相对于阿罗的“实践学习”(learning by doing)^[19],笔者引入“情境学习”(learning of situation)概念,借以表达公众在情境效应中所获得的感受与体验。所谓情境效应是指特定的环境或氛围会使人产生相应的态度、情绪和情感。在劳动模范投资中,这种情境一般由政府有组织地安排,例如关于劳动模范事迹的通讯报道、电视专题、图片展览、艺术再现,特别是近几年推出的英模报告会等多种形式。这些情境氛围使公众以观众与听众的身份,从劳动模范事迹中得到深深的感染,笔者本人的体验与观察表明,观众与听众在这种特定情境中所受的感动是十分真实的。正是为了制造这种情境效应,劳动模范的产生经历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过程。

比较“实践学习”的累积性与溢出效应,“情境学习”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1)它是即期完成的。产生学习效应的情境由组织安排而形成,离开这些特殊情境,学习过程便基本中断。这就是公众在聆听或观看模范事迹所受的感动,为什么在公众离开这些情境之后便基本消失的原因。(2)存在着普遍的信息过滤。为了制造产生学习效应的情境,政府的安排过程对有关信息进行了过滤。信息过滤是指相应处理不同信息所占地位的比例,因而并不简单地等同虚假信息,也略微不同于“信息滤波”即从被噪音污染的信息中分离出有用的信息^[20]。劳动模范身上的超常人力资本及其被表彰,本来是多种复杂变量的复合函数。这些变量中,有教育与在职培训,有人际关系投资特别是具有一定推选影响力的决策者的评价偏好,也有劳动模范所在行业或单位以及学历、性别等方面相对价格的提高,还有家庭成员在时间与精力上的替代,以及劳动模范推选程序中的不确定性等。但是,在公众所学习的有关背景材料中,那些不利于突出说明劳动模范思想投资成效的变量信息,有的被隐去,多数则被降低其重要性或强化它们与思想投资的相关度。这种过滤使得劳动模范形象在思想投资方面显得更加超群出众,即成为所谓典型。然而,正是情境学习的即期效应与信息过滤性,隐含着思想投资中间漏出的可能性。既然走出情境氛围,其学习效应就相应降低,而公众的个人时间配置于情境学习毕竟较少；特别是信息过滤使劳动模范的日常生活神秘化,从而增加了公众学习难度,增强了公众对劳动模范评价与监督的欲望。这就形成了一个虔诚品生产投入与产出分裂且在投入内部回流的意愿。

中间漏出的可能性在投资的事后阶段变成了现实。在学习劳动模范的评价与监督阶段,政府采取了机会主义。实际上,政府过滤信息就已是一种事前的机会主义；而评价与监督阶段的事后机会主义选择同是一种理性行为。数量庞大的公众在学习劳动模范中生产了多少人力资本虔诚品,政府对此很难评价与监督,或者说评价与监督的费用非常昂贵。因此,政府的理性选择便是:与其监督费用极为高昂而得不偿失,不如干脆放弃监督,或许一部分认同政府偏好的公众通过“自学”而生产相应的虔诚。然而,这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公众学习与生产虔诚的机会主义是政府默许的,但正是这种机会主义较大程度上抵消了多少有一些作用的情境学习效应。公众的机会主义有两类:认同政府偏好的公众,其机会主义是“善意的”,仅仅由于技术上太方便而采取了机会主义；不认同政府偏好的公众,其机会主义在动机上却是“故意的”。善意的机会主义者关于英模事迹的所见所闻,给予了认同性评价,并且时常回忆起自己所经历的情境学习；可是,这位善意认同者的学习效应无从也很难得到评价与监督,他在学习模范中所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几乎没有多少预期收入,他在继续较高评价劳动模范时还要增加心理支付,所有这些都使得他方便而自然地采取了机会主义。况且,在时间价值相对较低条件下,抽出相应时间特别是可以利用的工作时间用于英模事迹的学习,也不失为应付组织安排的聪明方法。至于故意的机会主义者,他不仅与善意认同者一样地采取机会主义应付方法,并且由于他怀疑劳动模范事迹因信息过滤与推选程序不当而发生的真实问题,他自认为有理由较少地投入学习；有的还借学习英模表示对寻租或腐败的不满。所以,不论是故意的还是善意的机会主义者,当他们所处的相对价格与收入条件没有发生变化或变化很小时,其学习行为就不会或很少得到坚持。(www.xing528.com)

这就涉及了收入变化问题。假定学习费用不变,提高收入预期还是能够促进公众自学。因此,与过滤信息、监督学习上的机会主义相比,政府在激励上却采取了实际措施,对劳动模范的给予就是对公众的一种激励,甚至似乎是一种区别对待公众的“选择性”激励。然而,这种激励主要是事后的,同时又恰恰缺乏选择性。专门奖赏成功者的事后激励无法包括对机会成本的补偿,并且激励面过小,加之风险巨大与不确定因素过多,公众的绝大多数对成为模范兴趣不大,因此事后激励是低效率的。为了提高事后激励的效率,政府加快表彰的频率,扩大表彰的范围,降低表彰所必需的条件,从而相对减小学习成本,提高增加收益的可能性。可是,表彰范围的扩大更加降低了激励的选择性程度,因而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降低公众学习的难度与费用,又同时降低了模范虔诚品的相对价格,其激励效应也就大为减小。极端到一个单位来说,每个成员在几年内都能当上或摊上一回模范或先进,其学习效应还不荡然无存？

综上所述,中间漏出使得两部门框架的消费效应过于突出,从而使其生产功能萎缩,于是,完整的理想框架较大程度上变成为仅由两个派生流程组成的残缺状(见图4.3)；比较一下图4.3与图4.2特别是图4.1,可以直观地看出中间漏出的严重性。

图4.3　劳动模范投资的两部门残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