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次提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名论文中,林毅夫(1989)附带地提出了意识形态生产虔诚的人力资本性质,并且为人力资本理论与意识形态经济理论的沟通创造了条件[2]。人力资本理论一般把教育与研究、在职培训、医疗保健、家庭迁移等作为其经典投资形式,却避而不谈意识形态或思想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例外,舒尔茨(1968)在关注低收入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时,强调“信心”投资的重要性[3]；贝克尔(1964)只是在“利益虔诚”(提高物质报酬而诱致的虔诚)意义上偶尔提及了人力投资的思想形式[4]。作为意识形态经济理论的主创者,诺思(1981)正确地指出意识形态节约交易费用的功能,并且强调灵活的意识形态可以克服白搭车行为。但诺思似乎把意识形态投资主要看作合理性投资而不是人力资本投资,并且断言意识形态不能进行简单的、享乐主义的个人收益与成本的计算[5]。东欧事件促使诺思(1990)作了反思,并且把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规制约纳入了最大化模型,但给人的感觉总不那么明确与顺畅[6]。林毅夫(1989)干脆把人力资本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并称作“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这一贡献不在于确认意识形态的节约功能以及它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性质,而在于提出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给个人提供“选择性激励”来实现上述功能[7]。这就找到了意识形态成为人力资本或克服白搭车的实现机制。由于选择性激励以收益成本计算为前提,因而,这一机制有助于把诺思拒绝的收益成本方法还原于意识形态节约性与投资合理性的分析中,从而使意识形态生产虔诚真正地与教育形成能力具有同等的资格汇入人力资本。正是这一机制,使我们得以对意识形态投资进行实证分析。(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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