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主义的内耗：人际关系的立宪成本

研究表明,与社会交换建立友谊纽带和确立超过别人的优等地位这样两个基本功能(布劳,1964)相适应,特殊主义人际关系具有整合与隔离双重功能(布劳,1964)^[9]。特殊主义的社会价值既是社会整合和团结的媒介,又在某一群体的亚群体之间产生了分离性的界限。因为,重视类似于某人自己特点的倾向把具有确定特点的个体们团结起来,同时把他们与那些具有其他特点的人隔开。在特殊主义人际关系产生的信任关系规模与组织规模一致的情况下,这种双重功能既有减少亚群体内部成员的讨价还价和搜集信息的成本,从而降低组织内部交易成本的倾向；也有因“圈外人”之间的互不信任而加剧讨价还价和增加信息成本,从而使组织外部交易成本增大的趋势(王询,1994)^[10]。这样,特殊主义人际关系方式对组织成本的影响,将取决于这两个方向变化强度的对比。

然而,在刚性组织中,特殊主义人际关系的功能获得了立宪意义,并且由它造成的信任规模与组织规模不相一致,不同特点的个体们只得共处同一组织并进行寻求规则变化利己点的立宪活动。因此特殊主义人际关系的整合与隔离功能对组织成本的双向影响,即节约组织内部交易成本和增大组织外部交易成本,将发生相应的变形:整合与隔离功能不仅分别作用于组织内外,而且还同时反向移至组织内外——整合功能作用于组织之间,隔离功能作用于组织内部。于是整合功能节约交易成本与隔离功能增大交易成本在组织内部与外部出现了交叉性组合:在组织内部,某一信任规模的整合功能在该信任范围节约交易成本(内部整合),但各个不同信任规模的相互隔离却又在组织范围内增加交易成本(内部隔离)；在组织外部,各个组织之间的长期的交易过程中,形成了类似于人际之间的特殊主义关系,这种组织之间的整合功能,同样可以降低组织之间的交易成本(外部整合)；而在原来没有交易关系的组织之间进行交易的成本则相对大得多(外部隔离)。

那么,与变形发生之前相比,这种整合功能节约交易成本与隔离功能增加交易成本,在组织内外的交错作用中能否相互补偿,从而使节约成本与增加成本之和仍然如常？具体说来,外部隔离所增加的成本与内部整合所节约的成本是否与变形之前相当,而外部整合所节约的成本与内部隔离所增加的成本能否相互抵消？我们的讨论自然限于刚性组织及其立宪的角度。

关于外部隔离功能,它不能参与组织立宪并且外部范围依然很大,其增大交易成本的情形不会有多大的变化,这里不作深入讨论。对于内部整合来说,情形的变化也不是太大。由于刚性组织内部的各种信任关系的整合范围一般较小,因而内部整合功能对交易成本的节约相应地减少,当然内部整合可同时用于组织立宪,但由此可能产生两种结果:其立宪效益大于或小于其立宪成本。只有当其立宪效益大于其立宪成本,并且这一差额可以抵消整合范围较小引起交易成本节约的减少,整合功能所节约的成本量才会维持不变。

变化突出的是外部整合与内部隔离。外部整合在总体上不属于本章讨论范围,但与本节直接关联,需要略加说明。一般而言,外部整合虽然不利于组织之间的短期交易关系,却有利于降低组织之间长期交易的成本。但是,对于存在于狭小的社会性立宪空间中的刚性组织来说,它们之间的长期交易的一些实质性规则难以受到社会秩序的保护,加之人际关系的社会交换带来的义务与信任没有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布劳,1964)^[11],因而,以特殊主义人际关系维系的组织之间的讨价还价终究不可避免地趋于激烈。所以,外部整合功能引起交易成本的节约,就得相应地打折扣。

最具实质性变化的是发生了内部隔离。一方面,外部隔离增大交易成本的情形在组织内部几乎全部再现,组织内部各个不同信任关系之间的讨价还价和获取信息的成本仍然是巨大的,至多只有空间距离上的一点方便。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内部各个不同信任关系中的成员在不易退出情况下,相互之间为了寻求组织规则变化的利己点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策略上的合作,由此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即组织立宪成本。所谓内耗主要就源于此。这里我们不必展开内耗生成的具体过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立宪成本的特征:(www.xing528.com)

第一,组织立宪活动的耗费是理性行为的结果。组织内部的各个成员都是有限理性人,即使是完全泯灭个性去适应组织生活的“组织人”也会期望并得到组织的回报。由相同或相近特点的个体组成某一共同信任关系,从而在组织内部形成的小圈子,也都是有限理性人。个体或小圈子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展开的竞争与合作,个别成员甚至以组织内外的特殊关系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方式,这些都是既定规则下的理性行为。不论既定规则是否合乎理性,植根于这种规则的个体行为都在遵从收益与成本比较和计算的逻辑。改变规则的愿望或寻求规则变化利己点的努力,也是如此。

第二,组织的立宪成本在刚性组织维护成本中,占有一个较大的比例。刚性组织成本在一般组织成本之外徒添立宪成本。在社会性立宪空间狭小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立宪成本落在了组织层面。组织立宪成本不过是一部分社会立宪成本的分散化、内在化,而相反的趋势即组织立宪成本的外在化则难以实现,它直接依赖于社会性立宪空间的扩大。推动社会性立宪空间的扩展,需要形成一大批制度企业家即安排创新制度的规则供应者,而这是目前中国最短缺的资源^[12]。

第三,组织立宪成本主要是通过特殊主义关系的内部隔离功能而形成。特殊主义价值的隔离功能在刚性组织中获得了立宪意义,同时使得隔离功能发生了内在化。此时的内部隔离功能用于立宪,具有了能动、活跃的形式,即对同一组织的其他信任关系实行积极的信息封锁,甚至提供失真的信息,挫伤其他信任关系成员影响立宪的积极性,以提高自己的讨价还价能力。这样,刚性组织同时造成了特殊人际关系的内部隔离功能与组织立宪功能的合一。内部隔离主要是为了参与立宪,组织立宪主要是通过内部隔离进行。因此,组织立宪成本其实就是特殊主义人际关系的内部隔离功能进行立宪的成本。

总之,被赋予立宪意义的特殊主义人际关系的隔离功能内在化于刚性组织中,由此造成交易成本过大,从而形成组织运行的高昂成本。这就是我们解析内耗的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