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干部行为的机制性探析

以上讨论着重说明了农村干部是一种替代性交易机制,现在我们转向作为一个交易主体的农村干部。它们的主要差别在于:最大化并非重合。作为一个替代机制,农村干部的替代收益必定大于其替代费用,其净收益为国家与村民分享。替代费用作为国家与村民的直接预付即现实中的摊派,从而成为农村干部的主体收益,农村干部为了从国家与村民那里得到摊派收益,必须向国家与村民提供相应的交易服务,这就对主体收益作了服务费用的扣除,其差额即主体净收益。这样,两个最大化公式分别为:机制替代收益-替代费用=替代净收益；交易主体收益-交易服务费用=主体净收益。它们的交叉点在于:替代费用=主体收益=摊派。因此,农村干部的最大化利益包括寻租与创新行为,可以在服务费用与替代收益的整个区间变动中得到内在一致的解释。

毫无疑问,替代净收益与主体净收益存在着短期的此长彼消,因为它们的和构成替代收益与服务费用的全部差额。但在长期中,我们可以假定,主体净收益的增加并非直接来自替代净收益的减少。否则,作为替代机制的农村干部就会失去存在的根据,至少国家方面将会取消这一安排。即使退一步说,主体净收益的增加不减少替代净收益中的国家份额,从而是对农民份额的扣除,那么,这直接表现的是替代净收益的减少或替代费用的增加。导致这一增加的因素既有可能是主体净收益,也有可能是服务费用。故此,我们把主体净收益在长期中的增长,看作为交易服务费用的直接节约与使用上的增殖。正是服务费用这一变量,为农村干部的寻租与创新提供了统一性根据:直接节约服务费用不过是服务费用的一种使用方式；作为摊派的主要部分,交易服务费用这种剩余资源的使用,不仅可以服务于增进这些资源使用的直接控制者的私人利益,还可以服务于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14]。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交易服务费用的使用方向。

一般而言,农村干部在三个方向上使用交易服务费用:(1)想方设法挪归个人,即交易服务费用的直接节约或扣除；(2)用于消费性服务例如招待上级国家干部等；(3)用于生产性服务例如修路、架电线、办教育、积累办乡镇企业等。前两个使用方向存在着由机会成本推动的寻利激励,其限制因素主要来自国家约束以及村民的抵抗。由于农村干部的补贴性报酬不及其机会成本的增长(这一增长成为部分农民不愿当农村干部的直接原因),以及服务费用的消费性使用对象多半是国家干部,因而国家的约束主要限于第一项,村民直接不满的则是无法监督的第二项。而对第三项的初始激励无论是国家还是村民都相当微弱,尽管事后激励很强。事后激励是专对创新成功的激励,它不仅难以补偿大多数交易替代主体自我激励的垫支费用,而且没有考虑交易服务费用生产性使用对于农村干部的机会成本。因此,事后激励较之初始激励是低效率的。结果,服务费用生产性使用的动力主要来自农村干部的自我激励。在既定制度结构提供微弱的初始激励与技术条件许可情形下,具备必要知识存量和创新偏好的农村干部,努力把服务费用投向生产性服务,从而增大剩余总量,不仅国家、村民可以从剩余增量中得到替代净收益增量,农村干部的效用增长最为明显:既增加替代费用,还可以得到村民、社区特别是国家的较高评价即事后激励。反之,某社区的制度结构连微弱的初始激励也不能提供,或者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农村干部的某些知识存量与偏好也不能保证交易服务费用的生产性使用,尽管事后激励具有普遍性。

这里,交易服务费用的生产性使用与消费性使用具有反向替代关系,从而,实际上构成了一条可能性边界(图2.3):

图2.3　交易服务费用生产性与消费性使用的可能性边界

图2.3中,OR为寻租方向即交易服务费用的消费性使用,OI为创新方向即交易服务费用的生产性使用,TPC为交易服务费用使用的可能性边界,TPC线上的每一点即(I,R)都是服务费用使用的最大化,寻租与创新不过是这种最大化的不同方向及其比例而已。I/R或R/I的比值将是如下因素的函数:一定的技术条件、既定制度结构的初始激励以及农村干部个人的知识存量与偏好。I/R比值增大或R/I比值减小,意味着创新趋势增长,反之,I/R比值减小或R/I比值增大即为寻租趋势加大。由此我们既可以说明农村干部寻租的真实基础,也可以解释寻租的同时何以存在江苏省华西村吴仁宝式的农民企业家。

需要说明,人们之所以普遍强调农村干部的寻租行为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其创新行为,这有其主观与客观上的原因。造成这一斜视的客观原因主要是寻租规模的增长,而制度幻觉的影响恐怕就是形成斜视的主观原因。这一幻觉就是:由于国家初始制造农村干部机制的费用较低,因而,人们认为这一安排的机制运行及其维护费用必定较低。其实随着国家制造替代安排的初始制度结构的变化,替代机制的运行费用也在相应变化；农村干部替代费用从而交易服务费用的增减,不过是形成交易机制的制度结构变化的函数。因此,寻租规模的增长与制度幻觉的影响,都是对机制替代费用增长的某种反映。

至于农村干部作为替代机制的费用增长,限于篇幅以及本章论题需要,我们只能要点式地指出:除了社会寻租饥渴症的感染、政府规模现代性增长(德姆塞茨,1982)^[15]的诱发,以及管理者费用偏好(即在费用支出中得到满足)的影响而外,初始制度结构的演变无疑地成为推动替代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其表现有:(1)正式制度控制程度逐渐降低,非正式制度与既定正式制度的冲突增强。这样,国家与村民的交易费用势必增大,从而替代这一交易的机制运行费用随之增大。(2)国家转移农业剩余的速度有增无减。这一增势既由国家经济建设发展所推动,更因国家使用剩余效率低下而助长。这样,农民对国家强制安排的不满程度增强,因而农村干部管理社区的费用随之增加。(3)在国家制造市场安排以来,农业经济专业化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市场交易的费用,由此产生的诱发效应作用于农村干部,其运行费用也有了增长。(4)社区人际关系的人情化逐渐转向货币化,这一方面使传统的特殊主义人际关系发生着转向普遍主义人际关系的蜕化；另一方面,这一蜕化过程使社区交易的货币形式产生累积性效应,由此增加了替代社区交易功能的机制费用。

【注释】

[1]本章载《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2期,第25—32页。原题为《国家与村民交易的替代机制:中国农村干部的一个经济分析》。文字略有改动。

[2]费景汉、拉尼斯著《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五章第5、6节。

[3]樊纲主笔《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章。(www.xing528.com)

[4]诺思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章。

[5]舒尔茨著《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6]来自农村的大中专学生毕业后成为国家干部,当不在此类。

[7]“国家制造替代性交易机制”这一思想,受到“国家制造的所有权”的启发。参见周其仁所撰《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夏季卷)。不过,本章侧重于交易机制的国家制造。其实,1979年以来的市场机制就是由国家初始制造启动的。推而广之,作为资源配置的市场形式,其最初的普遍兴起恰恰来自“国家缔造”,此时的国家控制在由市场而获利的集团手中(诺思,1981)。中国农民的交易地位直接取决于农民能否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参与和影响国家的制造过程。

[8]社区地位是农村干部行为收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由村民为获得交易上的方便而支付的。

[9]这里我们假定,国家制造市场的初始费用过高。1979年以来,国家制造的市场确实存在较高的交易费用。

[10]本书注:人们普遍直观地把农村干部看做杜赞奇所分析的“经纪人”,参见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章。本章恰把“经纪人”或寻租者之说作为批评对象。杜赞奇明智地把“经纪”区分为“保护型” 与“掠夺型”两类,但没有注意到“保护型经纪”的某种企业家功能,更忽略了这样两种行为的内在一致性。2013年8月底的一次会议上,冯兴元说在与杜赞奇的当面交流中对经纪人模型有不同看法。会后我把《农村干部论》一文寄给了冯兴元,他称这是一篇“精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章”(fengxingyuan1@gmail.com 2013年9月16日下午10:17)。

[11]即使对市场经济中的农业来说,以标准化企业来替代市场的可能性也是有限的。这不仅是由于市场规模太小,更因为生产的不确定性和农业的生物过程难以使之标准化。参见速水佑次郎所撰《社区、市场与国家》,《经济研究》1989年第2期。

[12]周冰撰《企业性质问题探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13]张曙光撰《经济制度的三角结构和三角替代》,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公共选择问题》,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14]这是胡汝银分析农村超额摊派所提出的一个基本论点。参见胡汝银《超额摊派的经济分析》一文,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公共选择问题》,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笔者认为,摊派资源实质上是国家(摊派决策者)与农民支付给农村干部的机制替代费用。由于忽视了农村干部的交易地位,胡汝银舍去了摊派资源的使用可以增加服务的供给,这就埋没了农村干部行为的另一面。当然,超额摊派的经济分析具有明显理论意义,甚至可以推而广之:超额摊派恰是搭便车(free rider)的背面。

[15]德姆塞茨著《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章“政府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