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制造为长期替代的助力

国家“制造”农村干部作为长期替代的主要根据,无疑是交易费用的节省,而且这一节约还是双向的:既可以为国家也可以为村民带来交易上的节约。

首先,农村干部可以为国家节约上述强制性交易的某些费用。(1)转移剩余已成为农村干部的专门职能之一。由于生活在农村社区,熟悉所在社区的土地、生产及人际关系,这就使农村干部对剩余转移的测度与监督较为方便,从而相应节约了监督费用。(2)农村干部替代国家干部转移剩余的风险相对较小。由于国家与村民交易的强制性,不熟悉社区具体情况的外乡人面临的风险一般大于比较熟悉情况的当地农村干部。时下农村干部面临的潜在风险,实质上不过是村民反抗国家过度强制性的一种间接信号。可以断言,没有农村干部的替代,国家干部将直接面临较大风险。或者说,随着转移剩余的风险转嫁给农村干部,风险本身似乎由于分散化而得到相应的降低。(3)国家对村民的意识形态投资仅在边际上起着一定作用,农村干部以非正式规则作为其补充或替代,就可以相应节约意识形态投资。所有这几项节约的实现,只是部分支付了同一种替代成本,这笔费用虽然构成了对剩余的分割,但却一定小于替代收益,其替代净收益为国家与村民分享。显然,国家付出的替代费用将会小于把农村干部国家化的全部费用与国家分获的替代净收益之和。

其次,农村干部并非为国家的单方面需求,作为一种长期替代,农村干部也为村民所必需。从短期或者一次性交易来看,村民无需农村干部的替代。然而,国家与村民的强制性契约是长期的。土地的固定性意味着农民离不开土地而世代定居在一个社区或村落,同时,农民流向城市的制度空间极小；况且,在信息搜集速度与拥有量上,村民与国家极不对称。有鉴于此,理性的农民必然服从与接受了国家的强制性,从而与国家实行合作性交易。在长期的强制性合作交易中,接受强制的农民无疑承担了交易费用的较大份额。因此,农村干部对于村民而言,较之与国家的强制性交易仍然会形成如下节约:

(1)在剩余转移上,农村干部的替代费用基本上来自替代安排为制造者带来的节约,而并非如通常认为那样,直接是对剩余转移的追加,似乎有了农村干部才使剩余转移增大。其实,没有农村干部的替代,国家为得到既定剩余必将花费较大成本,这笔成本不可能由国家单方面支付,相反,为了弥补过大的交易费用,国家将使剩余的既有分割水平倾向自己。与此同时,生活在农村社区的农村干部,其退出成本不大,他们不必为当农村干部而加快剩余转移,因为加快转移将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的有限供给更加减少,这对农村干部不仅是利益上更是社区地位^[8]上的损失。这一损失难以得到国家方面的正式补偿,只有极少数农村干部有获得国家身份的机会。少数脱产干部与其他农村干部目标取向的差异就在这里。(www.xing528.com)

(2)农村干部为村民生产提供的信息服务是直接的、有针对性的,因而容易为村民所接受。相反,国家的信息服务虽然比较系统,但对于相对独立社区中的文盲、半文盲来说,几乎没有实际意义。尽管改革以来不成熟市场上的信息作用增强,可从总体上看,农民对市场信息的反应既迟钝又缺乏分辨力。考虑到市场信息的失真、欺骗性,这一反应恰恰表明了农民的理性特征。

(3)作为对国家正式制度安排的边际反应,农村干部的功能在于减缓农村社区完全拒绝正式安排而引起的心理上与制度上的冲突,这种缓冲作用对农民的意义在于消解来自国家的强制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民的自发创新所需要的某种制度空间提供了一种保护。正是这种特殊保护,使承包责任制在1979年获得了新生；也正是这种特殊保护,为社队企业在国家正式制度(例如产权)控制突然较大松动的背景下得以复活与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可以部分说明乡镇企业崛起的社队企业基础,农村干部的企业家功能在这里得到了突出体现。

节约交易成本是国家制造长期替代的主要的理论根据,这一制造的历史依据则在于:国家初始制造的费用较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初始制造费用较低,才使国家在1950年代初制造了这一安排^[9]。造成国家初始制造费用较低的因素主要有:(1)农民对历史上的土豪劣绅与保甲制极为憎恨,这是新中国得以建立的主要基础。(2)由替代保甲制的军管体制直接设立区乡农村干部,既方便省事,也照顾到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利益。(3)作为建立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步骤,合作化运动一方面荡涤了旧乡村政权中以贪污中饱为目的的经纪^[10],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上实现了乡村政权建设的合理化；另一方面,合作化运动为计划替代狭小的社区与残缺的市场造成了适宜的政治经济条件。这一替代形式在农村就是农村干部。(4)本来就惧怕市场的农民,在合作化前后面临着两个必须做出接受选择的事件:一是战乱之后的国家建设极需资源,且又得不到多大外援；二是全民动员抗美援朝。两件事实都需要国家高度集中有限资源,在农业上就表现为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开始。统派购制度的形成,就是农村干部机制的启动。(5)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个人所有权,尽管这一所有权随着合作化发展而逐渐演变为国家与集体所有权,但在这一演变之初,农民来不及做出反应,而且还沉浸在获得土地的余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