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工资的产权意义与松动策略

必须指出,把寻闲的权利看作一种产权的体现,并非存心给寻闲行为提供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理论根据。我们意在说明,寻闲行为是传统体制下劳动者的一种合乎损益计算的理性反应。因而寻闲也是一种“合理性”,一种“过程合理性”。由此能使我们对寻闲的态度从情绪化转向理性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章正式地以“寻闲”来指代习惯性术语“偷闲”^[18]。产权分析较之时间配置论和外部性分析的适当性,就体现在这里。可以相信,理解固定工资及其松动的产权意义,将进一步表明这种适当性。

我们知道,公有权之于劳动者是残缺的。这一残缺既表现在作为主人翁的劳动者身上,也表现在作为受监督的劳动者身上,前一方面表现为,劳动者的就业权和分享福利权,既是刚性的也是受限制的。这里我们在此基础上讨论后一方面。

在传统体制下,劳动者相互监督的经济关系演化为管理者对劳动者的监督。劳动者由此仅仅成为使用劳动力的行为者。这样,劳动力的属性在技术基础上与制度规定必然产生严重的抵触。在技术方面,由于劳动力的特殊的个人存在方式,由于劳动力公共使用的监督上的困难,劳动力在实际情形中表现为一定意义上的个人财产。这一财产的使用权虽算不上绝对地排他,但却一般地归个人使用。因此,劳动力的个人使用特征形成了自由转让的技术基础。然而传统体制的公有产权逻辑地要求劳动力的公共属性,因而不仅规定劳动力为公共所有,而且在制度上禁止劳动力使用权的个人转让。那么,何以协调劳动力的个人使用与公有产权的矛盾呢？固定工资成为天然工具。固定工资一方面实现劳动力使用的收益权,它成为使用劳动力的报酬；另一方面又是对劳动力个人收益权的限制,报酬的固定性限制了劳动者多劳多得。

以固定工资限制劳动力个人收益权的产权意义何在？我们认为,理解政府的这一产权安排,必须与劳动者的绝对就业权联系起来。一般地说,政府限制劳动力的个人收益权主要是为了限制其让渡权而保证其社会使用权的实现。由于劳动使用量是不断增长的,而劳动就业权又是必须保证的,因而就业刚性制度规定本身出现了内在冲突趋势。解决这一潜在冲突的现实途径是避其轻就其重,即必须保障就业权,这既是公有权也是政治安排的首要目标。由于社会就业权的直接威胁来自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让渡,因而对自由让渡的技术基础加以限制就是自然的了,何况限制劳动力的个人收益权在现实操作上也比较简便,代价也较小。因此,从产权意义上说,固定工资就是一种政府管制,其实质在于通过限制劳动力的个人收益权进而限制劳动力的转让以强化劳动者的就业权。这样,作为一项政府产权安排,固定工资与就业刚性制度产生了内在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固定工资限制了就业刚性的一面而保障其另一面。而如此扬此抑彼正是公有权的逻辑要求。(www.xing528.com)

既然如此,我们有理由说,固定工资绝不是导致劳动者寻闲行为的主要制度因素。倒不如说,固定工资只是为了保障就业权而产生了在职闲暇这一副产品。也许这是实现绝对就业权的相应代价。正因如此,放松固定工资约束,不仅没有根除在职闲暇的增长势头,反而在很短时间之后,却又形成了收入刚性,它与就业刚性和企业刚性一起,成为寻闲行为增势的三根制度支柱。

这里,关键在于怎样理解放松固定工资约束之后的一段时间,寻闲行为的略略下降。首先,必须指出,固定工资制度的真正破除应该是指,政府放弃对工资的具体方案上的安排,而仅从宏观上把握关于工资的基本法律、政策的制定、监督、修正等。其次,也必须承认,固定工资约束可以通过引入奖惩机制得到一些放松。当我们从劳动者与管理者博弈关系的角度去理解这种松动效应,其表现大致有:监督手段增加了,消费者对监督质量的评价有所提高,管理者监督偏好有所增强,劳动者之间心理上产生了因报酬不等而出现的不平衡,从而增强了一些相互监督等,这些都将使在职闲暇曲线略为向下收缩。但是在就业刚性与企业刚性的制约下,收入变化效应在短时间之后,又产生了相反的趋势:由于劳动使用量的继续增加^[19],管理者的监督动力相应下降,消费者对监督质量的评价因而降低,劳动者之间相互监督因收入增加的实物性、固定化而让位于人际关系的改善等,这些相反趋势作用于收入因素,从而在劳动者分享福利刚性作用下,产生了一种新的刚性即收入刚性(工资、奖金只能升不能降)^[20]。由此完全抵消了当初收入变化所引起的在职闲暇曲线向下的势头,从而使这一曲线又一次反弹而复归。

可见,放松固定工资只是意味着限制劳动力收益权的部分解除,而没有做到个人使用权转让的实现。正因如此,它的短期抑制寻闲效应,很快地就被既有结构内在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