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DSB建议和裁决的法律性质和效力

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尤其是DSB的建议和裁决对迅速解决争议提供法律依据，为后续可能的报复程序提供前提条件。DSU关于专家组“建议”的规定包括：DSU第19．1条规定：“如果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认定一措施与一适用协定不一致，则应建议（recommend）有关成员使该措施符合该协定。除其建议（recommendations）外，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还可就有关成员如何执行建议提出办法（suggest ways）。”DSU第26．1条（c）项规定：“尽管有第21条的规定，但是应双方任何一方的请求，第21．3条所规定的仲裁可以包括对利益丧失或减损程度的确定，也可建议（suggest）达成令双方满意的调整方法，此类建议（suggestions）不得对争端各方具有约束力。”

目前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是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一般不包括具体的执行措施指令，只是作出让败诉方的违规措施与WTO协定相符的建议（recommendations）。根据DSU的规定，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只停留在建议的层面，没有明确规定其具有直接效力，因此是否执行建议完全取决于败诉方的选择，而仲裁建议则明确规定不具有约束力。根据前文分析，导致DSB建议和裁决不能得到良好执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部分成员质疑WTO裁决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影响了WTO裁决在国内法的直接效力，进而影响了WTO裁决的有效执行。［67］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关于WTO裁决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的规定不明确。

与GATT、WTO相比，《联合国宪章》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联合国宪章》第94条规定：“联合国的每一个成员国在其为当事国的任何案件中都承诺遵守和执行国际法院（ICJ）的判决。如果任何案件当事国（无论是否联合国会员）不履行依国际法院判决所承担的义务时，其他当事国可以向安理会提起申诉；安理会在认为必要时，可以提出建议或者决定应采取的方法，以执行国际法院的判决。”正是基于上述规定，到目前为止，在实践中没有任何一个争端的当事国拒绝遵守和执行国际法院的判决。［68］《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院所涉及的案件和事项多与国际政治、社会和文化有关，《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最后手段”——联合国安理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的重要安排，而WTO专注于国际贸易领域，案件多与经济有关，尤其是涉及了越来越多的私人利益，因此，WTO完全照搬《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的规定和实践并不现实，但可以将其作为修改和完善WTO裁决性质和效力的重要参考。(www.xing528.com)

明确规定DSB建议和裁决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是必要且可行的。从GATT—WTO的发展历史来看，争端解决机制已经由“实力为基”逐渐转向“规则为基”，并呈现更加程序化和司法化的特点。DSB的法院特点越来越明显，这对于加强争端解决报告的威信和效力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从GATT时期到WTO时期，立法者、成员方都认为DSB争端解决报告应当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败诉方必须执行报告中的建议和裁决。杰克逊曾经提到：“尽管各方对争端解决报告有着不同的观点，但从GATT后二十年的实践来看，一个被缔约方全体所采纳的报告是具有非常明确的法律效力的。实践清楚表明，如果理事会一致通过了争端解决报告，那么它就是有约束力的，如果没有通过，则它就是没有约束力的。”［69］目前，WTO各成员已经普遍认同DSB建议和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争端各方必须执行有关裁决的事实，因此建议在DSU文本中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具体建议包括：第一，删除DSU第19条和DSU第26．1条（c）项的规定，或者不区分专家组建议（recommendations）和仲裁员建议（suggestion），直接使用更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ruling），并在裁决中明确违规措施的性质、数量或确定数量的方法，执行裁决的时间界限、具体的执行方式，或提供可选的执行方案或有示范效果的执行方案，如撤销违规措施、修正违规措施至与WTO协定相符等；第二，由于各成员的国内法律体制不同，案件的敏感度和影响力也不同，有些确实难以作出可以直接执行的裁决，那么可以作出执行的建议。如果败诉方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执行了有关建议，则是最优的效果，如果没有执行，败诉方的出口利益集团可以在了解WTO建议后，第一时间对可能不执行建议后的报复水平进行预判，从而作出如何在国内影响国内政府的决策，这一建议也可以对败诉方国内利益集团产生一定的“引导”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