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复措施限制有效性的发挥

WTO争端解决机制将贸易报复制度与和平解决争端相结合。贸易报复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促使执行”的目的，但有被任意滥用的可能性。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报复权的授予、行使及其适用范围，都规定了非常严格、具体的规则和程序，但在有些情况下又严重制约了报复的有效性。WTO协定对报复水平的确定有严格的限制，一方面规定报复的目的是“促使执行”，另一方面又规定报复的水平必须与利益丧失或减损水平相当，同时又不能追溯计算报复的水平，这与一般国际法中的报复制度形成反差［7］，这样直接影响报复措施威慑力的发挥，而且从客观上维护了败诉方的经济利益，对胜诉方利益的保护明显不利。

另外，由于报复措施只是一种临时措施，关于报复制度的规定缺乏配套的强制执行机制，特别是没有明确规定强制执行的条件、具体内容和执行方法，而且对促使执行的报复措施的实施规定了各种实体和程序限制，表面上看似授权胜诉方报复，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发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权利授予，而是对被授予报复权利的变相限制，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这颗“牙齿”是不尖利的。［8］由此导致在一些政治上敏感、经济利益重大的特殊案件中，WTO报复制度能够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经济发达的败诉方执行不力或长期拖延执行最终演变为不执行裁决，也不提供任何补偿，甚至在WTO授权报复以后，仍不执行WTO裁决，由于作为争端解决机制最后的手段——报复不能有效地实施，有人称WTO争端解决机制为“裁而不行”（adjudication without enforcement）。［9］这一问题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表现得最为突出。(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