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土耳其在文化和经济上都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伊斯坦布尔有两座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桥梁，第三座也正在修建中，它们将土耳其较小的欧洲部分与亚洲部分联系在一起。回顾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海峡两岸以及欧亚两洲的生活对土耳其并不陌生。毕竟，土耳其人曾经抵达维也纳的大门口，巴尔干半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奥斯曼帝国的影响，而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如今仍然有大量的穆斯林。在土耳其东部，奥斯曼帝国留下了类似的痕迹。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从未正式成为土耳其的一部分，但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相似性，土耳其将其子民当作自己的远亲。阿塞拜疆和高加索的一些地区也是如此。
土耳其在欧洲与希腊和保加利亚接壤，其东部邻国则包括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由于这种地理位置，土耳其在欧洲两大政治问题上发挥关键的桥梁作用：管理难民的涌入和打击“伊斯兰国”。土耳其收容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他们（尤其是难民营以外的难民）往往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土耳其人自己也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住房面临压力，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从这个角度来看，土耳其接受欧盟国家将难民遣回土耳其似乎没有道理，尽管接受难民会给土耳其带来大笔资金。
因此，没有土耳其的帮助，欧洲就无法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然而，土欧合作从一开始就不那么顺利，因为土耳其还要担心几个库尔德组织，而西方国家往往把这些组织视为盟友。在过去几十年里，土耳其这座桥梁似乎主要面向欧洲这边。1999年之后，对土耳其而言，加入欧盟似乎指日可待，因此它经常愿意适应欧洲标准，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和法律。然而，如今这种灵活性已经消失，成为欧盟会员国的愿望也正在消退。土耳其对罗马尼亚和邻国保加利亚在2007年加入欧盟感到愤怒——这两个国家在许多指标上都落后于土耳其。要想成为欧盟成员国，土耳其还需要跨过多少障碍？为什么其他国家会得到优惠待遇？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不愿再扮演从属角色，土耳其民众对欧洲一体化计划也颇感厌倦。(www.xing528.com)
现代土耳其是两个非常著名的帝国文化的继承者：奥斯曼帝国和塞尔柱帝国。像土耳其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和生存，在长期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上，应该有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基本连贯性的政策体系。然而，情况似乎正好相反。通常，每当土耳其开始在经济和政治上进行自我更新时，它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混乱的氛围中。土耳其国内外发生一系列事件（军事政变、社会政治动荡、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冷战”、苏联解体、伊拉克战争）致使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频频陷入困境之中。近年来，正发党与民族行动党的结盟，促使土耳其的领导层强化了反西方的论调。
亨廷顿曾指出，土耳其在加入欧盟道路上所遇到的障碍，在突厥语共和国中力不从心的影响力，以及国内伊斯兰运动的兴起，使它成为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在亨廷顿的言语中，“东方”和“西方”这两个陈旧的文明范畴，大致就等同于“伊斯兰”和“现代性”。自奥斯曼帝国晚期以来，东西方观念在公共讨论和政治话语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越来越多的土耳其学者主张超越了“文明”这一固有的本质主义观念，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东西方的对话。但是，当穆斯林思想家试图建构一种与欧洲相伴、相对或是超越的定位时，他们往往有意或无意地陷入西方话语的范畴，也就是说，不管是认同欧洲还是拒绝欧洲，抑或是寻找中间道路，他们都没有能够形成西方式现代化之外的概念。不管是说“我们必须像欧洲那样”，还是说“我们不能模仿欧洲”，他们都陷入了从欧洲的角度解释自己的困境。在这类分析中争论的内容，实际上并不是欧洲或是西方的文明，而是穆斯林这个主体为自己在世界上定位的努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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