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文学的发展与变革

现代土耳其文学可追溯到古代的突厥文学。鄂尔浑碑文（Orhon inscriptions）是现存最早的土耳其文字。早期的土耳其文学作品包括11世纪马哈茂德·喀什里（Mahmud Kashgari）编纂的土耳其—阿拉伯语词典中的诗歌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Yusuf Hass Hacib）的《通向幸福的知识》（Kutadgu bilig），后者采用了阿拉伯和波斯文学传统中的诗歌形式。在13世纪后期，土耳其文学主要产生于蒙古控制的安纳托利亚。在中亚、南亚、中东和高加索地区的众多突厥王朝中，只有奥斯曼帝国保留了土耳其语的文学语言地位。从14世纪到20世纪初，土耳其语在奥斯曼帝国兴盛，并在土耳其共和国得以延续。尽管语言和文化发生了变化，土耳其文学仍然是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邻近地区讲土耳其语的民族的重要表达方式。

到19世纪，奥斯曼帝国已经走下坡路。苏丹塞利姆三世（1789—1807年）在位期间开始进行改革，但不断受到强大的禁卫军的阻挠。苏丹马哈茂德二世于1826年废除禁卫军，为真正有效的改革铺平了道路。1839年至1876年是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改革时代，这一时期奥斯曼文学也发生了变化。帝国之所以对文学语言进行改革，在于改革主义者认为奥斯曼土耳其语实际上已经迷失了方向，它所使用的单词、语法结构大多来自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而不是土耳其语。与此同时，远离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民间文学传统被视为一种理想的文学类型。许多改革派人士呼吁文学创作从传统的宫廷文学转向民间传统，其中包括有名的诗人和改革家齐亚帕夏（Ziya Pasha）。在改革派发出这一召唤的同时，一种新兴的民族意识正在形成，新的文学体裁（主要是小说）被引入奥斯曼文学。

“新文学”运动（Edebiyyât-ı Cedîde）始于1891年创办的《科学财富》（Servet-i Fünûn）杂志，该杂志的主要目标是效仿西方模式，推进知识和科学进步。在诗人泰夫菲克·菲克雷特（Tevfik Fikret，1867—1915）的指导下，该杂志致力于在土耳其创造一种西式的“高雅艺术”。1908年，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被迫允许重新建立立宪政府，随后当选的议会几乎完全由团结与进步委员会（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组织机构）的成员组成。他们致力于促成新的土耳其民族认同，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民族文学”。正是在这一时期，受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影响的奥斯曼语逐渐被抛弃，土耳其语逐渐成为书面文学的载体。

先祖阔尔库特书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覆灭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西方化对土耳其作家的影响将土耳其文学带上另一条发展道路。共和国时期的文学主要是在民族文学运动中产生的，其主要根源是土耳其的民间传统和西方的进步观念。1928年，土耳其文学发生了一项重要变化，穆斯塔法·凯末尔发起了语言改革，用拉丁字母取代了以阿拉伯语为基础的奥斯曼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和教育体系的变化降低了土耳其的文盲率，这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大众基础。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作家开启的西方风格写作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学感。

土耳其社会生活、政治和文化的所有突出方面都在诗歌、小说和戏剧以及批评和学术写作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表达。其主题和关注点包括民族主义、社会正义、现代性探索。西方化、民间文化的复兴、经济技术的进步、人的尊严、神秘主义、多元社会、人权与基本自由、民主理想、阿塔图克主义、图兰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伊斯兰的复兴、人文主义，以及当代土耳其文化的各个方面和组成部分都在文学中可以找到声音。自19世纪中期以来，土耳其文学最重要的争论一直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支持者与致力于为社会事业服务的支持者之间展开。自1950年以来，各种体裁的大量作品都描绘了行动迟缓的无产阶级的困境。但超现实主义、新古典主义、荒诞派戏剧、意识流、赫尔墨斯主义、黑色喜剧等也蓬勃发展起来。

象征奥斯曼帝国辉煌历史的托普卡帕皇宫（老皇宫）(www.xing528.com)

凯末尔革命时代与土耳其共和国初期的小说，或长或短，或关注民族解放运动，或探究国家发展之路，或揭露农村的阶级对立并同情农民的贫苦生活，或审视城市的贫富差距并聚焦纷繁的政治运动，主要代表作品包括1922年亚库普·卡德里的《私邸出让》、1922年雷沙特·努里·君泰金的《戴菊鸟》、1926年哈莉黛·埃迪普的《杀死淫妇》、1931年萨德利·埃尔泰姆的《当纺车停转的时候》、1932年亚库普·卡德里的《外人》、1936年哈莉黛·埃迪普的《有苍蝇的杂货铺》、1939年雷非克·哈利特·卡莱伊的《乡土故事》、1944年雷沙特·埃尼斯的《泥土气息》、1950年马卡尔·马哈穆特的《我们的村子》等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短篇小说比较流行，代表作家有贝基尔·耶尔德兹、非吕赞·塞尔柱和奥斯曼·沙欣等。^[5]

纳齐姆·希克梅特·兰（土耳其语：Nâzım Hikmet Ran，1902年1月17日−1963年6月3日）是中国读者熟悉的土耳其左派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回忆录作家。他的抒情诗最负盛名，被称为“浪漫共产主义者”及“浪漫文艺复兴人”。他十分赞赏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多次遭土耳其当局逮捕，后流亡苏联，最终在莫斯科郊外突发心脏病去世。他的诗作有着超过五十种语言的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希克梅特的诗歌和文学成就已得到广泛的承认，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尊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将2002年宣布为“希克梅特年”。2009年，土耳其政府撤销了58年前做出的决定，郑重恢复希克梅特的土耳其国籍。在大多数土耳其人眼中，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诗人。

值得注意的是，流亡期间，希克梅特的足迹几乎遍布欧洲，还访问过古巴、非洲与中国。1952年10月，希克梅特到北京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中国访问期间，他曾广泛接触中国各界人士，出席各种集会，应邀参加国庆观礼，还写下了一组以中国见闻为题材的诗歌。他和中国诗人萧三的友谊一时成为文坛佳话。^[6]

20世纪80年代至今，享誉世界的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1952—）是土耳其文坛的领军人物。200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慕克（获奖作品为《我的名字叫红》），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土耳其人。迄今帕慕克的作品已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其主要作品包括《我的名字叫红》《纯真博物馆》《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黑书》《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雪》《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白色城堡》《红发女人》《新人生》《寂静的房子》《杰夫代特先生》，且均有中文版问世。

总体来看，帕慕克的系列文学作品特别关注伊斯坦布尔，并聚焦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屈辱与自尊、依附与独立、辉煌与衰败之间的关系，而这座城市与这些关系，无一例外是异常复杂的。因此，帕慕克的作品成为观照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多面镜子。正如帕慕克所言：“我关心的是复杂性、混杂性和事物的丰富性”；“我所有的小说都是关于东西方之间隔阂与融通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成为一座桥梁，一座不属于任何大陆和文明的桥梁，这样可以有特殊的机遇在两种文明之外观察两种文明。”^[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