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M2货币总量与购买力的关系探析

在厄扎尔经济改革之后，土耳其市场逐渐被改造成较为透明、开放的世界市场之一，但随着近年来土耳其经济所呈现出的下滑趋势，土耳其政府以行政力量干预经济发展的情况时有发生。虽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但是土耳其自凯末尔时代开始，就开启了以五年国家建设计划为主导的方式发展国家经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国家意志主导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案例数不胜数。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土耳其才逐渐放松了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某种程度上说，土耳其政府是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

近年来，土耳其的M1（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总额）呈现出快速增加的趋势，截至2017年1月，土耳其的M1总额约为3 765亿里拉，相对2009年1月蹿升了近5倍。按照一般经济学理论，土耳其M1的增速较快，反映出土耳其市场的消费需求旺盛，终端市场活跃。如果从2009至2017年土耳其的国民储蓄率来看，确实可以发现土耳其市场中流通的现金总量上升趋势明显（见表4−2）。

表4−2　2009—2017年土耳其国民储蓄率和世界平均储蓄率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

2009—2017年，土耳其年均储蓄率为23.11%，低于世界24.65%的平均储蓄率水平。当时土耳其的年均银行储蓄利率约为7%，但与当前24%的收益率相比，实属于较低水平，因此这就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土耳其低储蓄率的原因。市场流通现金大量积存，一般情况下指示着土耳其消费市场较为繁荣，消费者信心指数相对较高。然而，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消费者信心量化指标，在社会大量闲置资金的情况下，土耳其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却趋于下降（见图4−1）。

图4-1　2009—2017年土耳其消费者信心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诚然，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其对经济活动只是具备一定程度上的参考意义，经济活动中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是影响经济发展最终走向的指挥棒。土耳其M1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土耳其经济的增长情况，同时也可以反映出统计阶段内土耳其的现实购买力。如果按照一般推论，在2009—2013年土耳其经济的快速增长期，其消费信心指数虽然不一定如预期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但也至少不会出现消费者对市场缺乏信心的现象。当然，单一经济指标并不能够全面地看待土耳其货币市场的情况。既然大量流通货币的终点并非消费终端，那么，市场中大量流通资本的流向就成为土耳其货币市场所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土耳其的银行体系成分较为复杂，国有银行、私人银行、外资银行、合资银行等瓜分了土耳其银行市场，由于各种属性的银行在结算体制、执行标准上存在差异，给土耳其的货币回笼统计和结算带来了些许不便。如果说M1所定义的货币范围较为狭义，那么引入广义货币M2来探讨土耳其的货币市场就显得相对必要。M2不仅囊括M1的指代范围，还包括定期存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住房公积金类存款等准货币，指代范围更大，也可以更好地衡量土耳其经济体系中投资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截至2017年1月，土耳其的M2总量达到14 265亿里拉，较之2009年1月增长了约3倍。因为M2有着更大的货币统计范围，所以M2不仅反映出土耳其的现实购买力，还能反映出其潜在购买力。近年来，土耳其的货币市场呈现出M1和M2同时快速增长的层面，理论上说，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中间市场同时处于活跃的层面。但是如果M1和M2的增长速度出现失衡，则会对土耳其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www.xing528.com)

得益于土耳其政府所执行的“私有化”和招商引资的政策，2009—2017年，土耳其共吸引了总额约1 124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其中约20%流入了货币相关的金融领域，加之其他流向资金在土耳其银行内的质押、存款等，使得土耳其M2的资本总量在2009年之后迅速扩大，与M1之间的落差也在加速上升（见图4−2）。

整体来看，随着大量外资的涌入，土耳其M2的储量直线上升，同时也伴随着与M1差距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在这种显著的差距下，土耳其国内由于缺乏相对应的工业生产结构，导致了投资过热和需求不旺的情况的出现。因此，即便是M1反映出消费市场活跃的现象，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因为汇率等多方面原因导致消费信心下降的情况出现。在大量富余资本的持续累积下，加之超过GDP一半的外债压力，土耳其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加很可能引发资产泡沫的风险。

图4−2　2009—2017年土耳其M1和M2增长趋势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土耳其中央银行数据整理（单位：亿里拉）。

所以在市场的引导下，土耳其中央银行需要出台加息政策来稳定里拉的回笼，从而减小流通资本对市场的巨大压力。然而，在“埃尔多安经济学”的干预下，为了扩大外资来源以弥补经常账户赤字的压力，土耳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但没有执行加息政策，反而一再降息，采取激进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了2017—2019年通货膨胀率的快速上升和货币的不断贬值。在这种不良循环的影响下，土耳其经济体系中投资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出现失衡局面，反噬土耳其的经济发展。2018年美国对土耳其加征关税之前，土耳其的消费市场就开始呈现疲态，大量民众因为担心货币贬值所带来的生活成本增加，而将里拉兑换成美元和欧元。关税加征之后，土耳其里拉迅速跳水，普通民众的挤兑现象也开始越来越普遍。

为了扭转低息环境对土耳其里拉的不利影响，活跃土耳其里拉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土耳其中央银行在2018年9月突破行政力量的干预，将1周回购利率上调了625个基点，也就是24%的利率，刺激土耳其里拉在10分钟内暴涨7%，同时也令美元汇价相应下跌近4%，使得土耳其抄底买家1小时内购入10亿美元，对美国加征土耳其关税做出了回应。

加息环境下的土耳其里拉相较于低息环境，在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上得到了加强，某种程度上也释放了M2过多所带来的部分压力。2019年3月的地方选举中，正发党连失安卡拉、伊兹密尔和伊斯坦布尔（2019年6月23日进行的伊斯坦布尔重选中，共和人民党再次获胜）的城市领导权，虽然因为这一事件，土耳其的股市和货币都出现了动荡，但是并未形成如2018年8月美国加征关税所带来的剧烈动荡。

民意的下滑和选举的失利令正发党政府开始探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也开始转变对经济发展盲目乐观的态度。在《2018—2020年中期发展规划》（Orta Vadeli Program 2018—2020）和《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手册》中，正发党政府明确提出要对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进行整顿，努力消除货币风险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虽然当前M2与M1的差距仍在继续扩大，但随着正发党政府新举措的实行，未来土耳其的货币供应存在回归平衡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