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第十七大经济体(2016年),土耳其GDP的总额只占世界GDP总额的约1.2%,但由于正发党执政初期,土耳其经济所呈现出的高速发展态势,使得土耳其成为各国资本理想的栖息地。在外部资本的稳定支撑下,伊斯坦布尔作为土耳其的经济中心,在协调自身发展和融入世界资本方面成果显著,迅速成为新兴市场国家中的第六大金融中心,与世界金融中心的距离越来越近。
2009年,伊斯坦布尔加入了“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体系。随着土耳其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背靠欧洲的伊斯坦布尔正朝着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方向发展。2016年,该指数认为在未来的世界金融中心行列中,伊斯坦布尔有可能会因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成为除美国和远东的集群中心外,东欧和中亚之间的金融中心。尤其在2016年英国宣布退出欧盟之后,伊斯坦布尔依照当时的经济表现,很可能在将来与伦敦平起平坐。如果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出现衰落的情况,伊斯坦布尔有很大的可能填补因伦敦衰落而出现的空缺。
土耳其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有着较为稳定的人才支撑。受土耳其经济发展历史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在土耳其的高等教育中,经济管理类专业发展迅速,在校大学生的专业约有六成与经济专业相关。人才的储备情况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在相应领域的发达程度,这同时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一个外部债务常年占年GDP总值50%以上的新兴经济体还能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
厄扎尔经济改革之后,金融市场的大门洞开。这一方面畅通了外部资本、社会资本及影子资本参与国家金融建设的渠道,另一方面也潜藏着经济动荡期资本大量溃逃的风险。无论是2007年次贷危机,还是2013年贪腐案,抑或是后来因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所引发的经济动荡,土耳其一方面需要对抗其所声称的“部分西方国家蓄意做空土耳其里拉的意图”,另一方面还要全力弥补因大量“热钱”抽逃所留下的市场黑洞。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尽可能地规避市场风险,土耳其努力扩大“一篮子货币”的囊括范围。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原本已经退出“量化宽松”的美国加快了对世界资本的收割速度,直接手段便是通过世界交易体系中无处不在的美元支付体系。
在美元回流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新兴市场国家遭受通货膨胀高涨、货币大幅贬值等不利影响,土耳其同样深受其害。虽然土耳其在金融领域有着大量的人才储备,但面临国家财政状况紧张和里拉孱弱支付能力的制约,也难以挽救土耳其股市市值的大量蒸发。与股市暴跌相伴随的则是土耳其里拉的兑付能力,2017年9月,美元与里拉的汇率约为1∶3.5,而2018年8月,美国对土耳其钢铁加征关税之后,这一汇率趋近于1∶6.9。早在2012年,中国与土耳其便签订了价值100亿元人民币的本币互换协议,虽然该协议在2015年进一步扩充为120亿元人民币,但应用范围仍然十分有限。随着土耳其的经济发展难如往日,土耳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选择扩大与人民币的合作。2018年2月,土耳其政府授权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汇丰控股研究土耳其在中国“熊猫债券”的可行性,作为其外部借款工具多元化手段的补充。2020年6月19日,土耳其中央银行宣布,所有本月18日通过该行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公司,将统一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这也是自中土两国缔结本币互换协议以来,土耳其首次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随即,土耳其电信在同日发表声明,将使用人民币作为从中国进口商品的结算货币。
历史上,土耳其在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多次遭遇重大经济危机,其货币曾经为世界上最不值钱的货币之一。但是,厄扎尔改革之后,土耳其踏上了一条崭新的“改革开放”之路,不仅曾经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同时也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俱乐部”。诚然,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土耳其金融市场存在固有的缺陷与不足,尤其是土耳其以外资和借贷引导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更在某种程度上将这种缺陷放大。但与此同时,相对于走向僵化的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土耳其的金融市场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潜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