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政府在接管政权后,立即在1960年9月30日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委员会的统筹规划下,土耳其在1963年重新启动因二战被停止十余年的“五年计划”,并在《1961年宪法》中规定,土耳其的经济体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协调发展的混合经济体制。1962年11月21日,大国民议会正式批准了共和人民党回归之后制定的、对国民经济全方位进行规划的“第一个五年计划”(Birinci Beş Yıllık 1963—1967 Kalkkınma Planı),从而开了“五年计划”的先河。也就是说,1963年“五年计划”施行之后,无论政府更迭还是军事政变,土耳其制定“五年计划”规划国家经济发展的做法都未曾改变,政府对国家经济秩序及发展的指导性及前瞻性作用,也通过《1961年宪法》正式纳入土耳其的基本国策之一。即便是宪法历经多次修改,有关“五年计划”的条款也并未取消,反而是不断完善。在宪法的保障下,制定“五年计划”已经成为土耳其政府发展国家经济的一项传统做法。
新的“五年计划”在1963年正式付诸实施,这一崭新的、全方位“五年计划”无论是对伊诺努本人还是对刚刚经历军事政变洗礼的土耳其来说都意义非凡。对于伊诺努来说,1963年“五年计划”既是其任职总统期间践行凯末尔主义的统治检验,同时也是凯末尔主义能否适应新时代的试金石。对于土耳其来说,新“五年计划”是历时十五年(1963—1977年)的国家“长期发展规划”(Uzun Vadeli Kalkınma Planı)的开路先锋,能否针对百废待兴的经济问题批郤导窾犹未可知。如果新的“五年计划”能够结束十年经济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令国家经济秩序重新回到法制、有序的轨道,那么伊诺努施政被认可的同时,土耳其也能重拾经济发展的信心;如果新“五年计划”依然不能规范国家经济秩序,文官政府的统治很可能再次受到军方及大众的质疑,不仅统治难以为继,国家经济发展的出路也将再次扑朔迷离。
1967年,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标志着土耳其的经济体制正式演变为混合经济体制。在混合经济时期,经济发展在市场为导向的同时借助了国家杠杆,尤其是“五年计划”的有序实施,土耳其的工业现代化有了长足进步,出口商品改变了以往以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工业产品的出口比例逐年提升,农业方面也由一个粮食进口国变为粮食净出口国。此外,借助欧洲经济复苏的有利条件,劳务输出在这一时期也成为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1974年,土耳其劳务输出所创造的外汇几乎与同年出口贸易额持平。(www.xing528.com)
虽然土耳其政府在经济改革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与调整,但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引起的石油危机面前,尤其是西方世界抽调资金之后,土耳其的经济在债务、贸易逆差、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共同作用下,再次走进死胡同。当然,经济的失败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经济政策的失当,当时的土耳其政局正值“十年九相”的混乱局面,政策的朝令夕改也给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整体上说,混合经济体制是土耳其在冷战时期意图结合外资和本国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尝试,然而突然爆发的石油危机,令贫能的土耳其在遭遇发展瓶颈的同时,还要面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所带来的货币风险。在外汇储备日益亏空的情况下,土耳其固定汇率支付杠杆失灵,其货币大幅贬值,经济环境急剧恶化。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此后的土耳其政府都将能源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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