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的发展状况及趋势

土耳其共和国前身是幅员辽阔、国土横亘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共和国成立之前，奥斯曼帝国内外交困，外陷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能自拔，内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外国侵略势力横行。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的领导下，对内安抚怀柔，重塑民族特征；对外坚决抵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1922年11月1日，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其623年的统治历史在坚船利炮下走向终结。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以国父凯末尔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共和人民党（CHP）为基础，以世俗主义为基本指导原则，废除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传统，驱逐末代哈里发穆罕默德六世，规定土耳其的政体为议会制代议民主制，国体为议会共和制，仿效欧洲三权分立，大国民议会为最高立法机构，宪法法院为最高司法机构，总理代行使最高行政权。然而就当时的情况看，凯末尔因其丰功伟绩备受国民爱戴，其独特的政治魅力令土耳其的三权分立原则界限模糊，形成了类似于三位一体的统治方式。建国之初，土耳其将“国家主权无条件属于人民”（Egemenlik kayıtsız şartsız milletindir）与“祖国安宁，世界和平”（Yurtta Barış，Dünyada Barış）作为国家最高理想与民族格言。

1938年凯末尔身后，继任的伊诺努（Mustafa İsmet İnönü）难以企及凯末尔在国民心中的威望。二战结束之后，土耳其国民经济的弊端愈发明显，经济领域的自由化浪潮愈演愈烈，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改革呼声愈来愈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以伊诺努为首的共和人民党打开了政治领域的潘多拉魔盒，为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的上台执政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为后来20世纪下半叶的四次军事政变留下了隐患。历史上，土耳其曾经历过五次军事政变，分别是1960年军事政变、1971年军事政变、1980年军事政变、1997年军事政变和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此外还有真假难辨的2010年代号为“大锤”的军事政变。虽然土耳其历经数次政变，但民主制的政体依旧没有改变，这也是除墨西哥外，世界上唯一一个军人政变后，政治民主化未曾中断的国家。

民主党的统治在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史上如昙花一现，随着其统治末期国民经济的全面失控，民主党逆时代潮流而行推行恐怖统治，严重阻碍了民主化进程，激化了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以“凯末尔主义”自居的军方于1960年第一次发动紧急政变，推翻倒行逆施的民主党政府，民主党党魁阿德南·曼德列斯（Adnan Menderse）也因此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送上绞刑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10月29日塔克希姆广场国庆纪念活动

1960年政变之后，军方于1961年出台新宪法，限制总统权力，国家行政权逐渐移交至总理手中，也正是因为此，土耳其政治的发展轨迹也由两党制转变为多党制。在此后5年中，由于政治风向的改变，呈现出多党联合执政却内阁更替频繁的特点。1965年，随着苏莱曼·德米雷尔（Süleyman Demirel）的上台，其带领下的正义党结束了混乱的多党执政的局面，土耳其也因此得到了难能可贵的数年稳定期。

然而，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土耳其的经济再次风雨飘摇，土耳其军方于1971年再次实行军事管制，第二次中断了文官政府的历史进程。在其后的9年中，虽然军方还政于民，但再难出现政清人和的社会局面，政府更替多达11次，甚至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同时，也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曾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伊斯兰政党终于等到了拨云见日的历史机遇。

然而，当时世俗力量的强大远超伊斯兰政党的想象，即便其身披世俗的外衣，也难逃被颠覆的命运。就在土耳其深陷无政府状态的泥潭之时，军方第三次接管政权，即1980年军事政变。此次政变之后，军方颁行了沿用至今的《1982年宪法》。民主虽然有时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1983年10月，有“经济设计师”“土耳其的邓小平”之称的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Özal）经授权组阁，开创了土耳其崭新的政治局面，也带领着土耳其走上了远离军方要挟与控制的历史道路。

虽然自建国以来，土耳其政府一贯执行西化方针，坚决捍卫已取得的世俗化改革成果，但延续数百年的伊斯兰文化传统已经成为土耳其民族的文化印记，这种印记很难通过短时期内的行政命令等手段实现剥离。因此，即便来到了20世纪末，在广大的安纳托利亚内陆地区，其传统的伊斯兰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恰逢此时，土耳其多党制的政治生态渐趋成熟，各党派为了选票逐渐采取对伊斯兰教宽容的态度，同时还会利用宗教纽带主动拉拢选民。在这种外部政治环境的刺激下，土耳其社会中的伊斯兰势力开始逐渐冲破世俗主义的包围，20世纪90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持续高涨，甚至出现了向世俗权力挑战的情况。

1994年3月，具有深厚伊斯兰背景的繁荣党（Refah Partisi）在土耳其地方选举中赢得安卡拉及伊斯坦布尔两市市长的职位，当时担任伊斯坦布尔民选市长的即现任总统埃尔多安。1997年，繁荣党因为宗教因素被军方以一纸备忘录的软政变形式赶出内阁，并于次年被取缔。1998年11月，埃尔多安辞去伊斯坦布尔市长的职务，仅仅数月之后，埃尔多安便被逮捕，其理由也是由于其在任期内以公共人物身份发表宗教色彩浓厚的演说。

此次政变之后，军人并未趁势建立起军事政府，而是迅速还政于民。在祖国党与民主左翼党的统治下，土耳其经历了世俗统治的最后四年，而在这四年间，伊斯兰政党再次偃旗息鼓。就在人们以为土耳其历史将继续沿着凯末尔既定的轨道发展下去的时候，埃尔多安出狱了。2001年8月，由部分前繁荣党成员组建的美德党再遭取缔，埃尔多安此时联合部分美德党新生成员组建了如今如日中天的正发党。

时势造英雄也好，英雄造时势也罢。2001年，土耳其遭遇全国性经济崩溃，这对埃尔多安及其正发党而言都是命运女神难得的垂青，在其后2002年的大选中，正发党以“公正廉明”“发展经济”“捍卫民主的伊斯兰王国”为竞选口号，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埃尔多安由于此前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而将其副手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推向总理的宝座，其后通过修改宪法恢复了其从政资格。2003年，埃尔多安开始掌舵土耳其，此后十年，土耳其便在埃尔多安的带领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经济上的成功反过来愈加稳固其统治基础，在政治领域同样创造了除建国初期共和人民党外，其他政党难以比肩的统治及选举神话。

可以说，21世纪的头20年，埃尔多安是土耳其政坛的主线。在埃尔多安当选总理期间，不仅将正发党打造成土耳其政坛中的一艘航空母舰，还将副手居尔推向了总统宝座，更是给数度干涉文官政府、发动政变的军方势力当头棒喝，在如今的土耳其政治领域，军方势力再难觅踪迹。(www.xing528.com)

2013年，土耳其人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位亲民的总理统治下，正发党政府高层竟爆出了贪腐丑闻，涉及财政部部长、内政部部长等多名高级官员，该事件的持续发酵竟然波及埃尔多安本人，引发正发党执政以来的最大危机。也正是由于这一略带偶然性事件的爆发，牵连出土耳其政治格局的分布状况。在埃尔多安上台之初，以民族卫士自居的军方势力最为庞大，成为时刻悬在文官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了摆脱这种如坐针毡的局面，本来就带有伊斯兰倾向的正发党，选择与费图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及其宗教组织进行合作，却不想在击败军方势力后，正发党却发现昔日的战友竟然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司法、警察系统，俨然成了“国中之国”，成为正发党的阿喀琉斯之踵。

曾发生大规模群众示威运动的伽齐公园

根据正发党的说法，居伦及其组织受雇于某西方大国势力，贪腐案就是外国势力借居伦组织之手颠覆土耳其政权的阴谋。在正发党与居伦组织彻底分道扬镳后，正发党政府宣布居伦组织为恐怖组织。居伦及其追随者在土耳其国民心中的形象也从原先的慈善家摇身一变成了窃国者。在此之后，正发党政府迅速释放此前羁押的军方人员，希望与军方重归于好。

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一格局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可能把原因归结到政治利益分配不均这个问题上来。诚然，利益分配不均问题很大程度上存在，但如果将这一问题放大则会发现土耳其每次发生政局动荡都会与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倒退挂钩。由于刚刚经历了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土耳其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出现回落，有一部分人认为，无论是贪腐案还是之后的居伦恐怖组织，都是正发党用以转移民众视线的障眼法。但是，社会矛盾激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量人口失业，社会暴力问题激增，这不论对任何一个执政党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幸运的是，由于正发党此前对军方的压制，此时的土耳其很难复制20世纪军方高层直接发动政变颠覆政府的情况，但如果对所谓的“国中之国”听之任之，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将难以预估。于是，正发党在继内阁大洗牌之后开始了针对全国范围内司法系统、警察系统的“大扫除”。如果此时联系2007年正发党主导下的宪法修正案，就会发现正发党高超的政治艺术。

按照一般进程，居尔将在2014年卸任，届时埃尔多安总理任期已满三届。按照正发党的党章，总理连任期限不能超过三届，那时埃尔多安若要无缝活跃在政坛，总统选举是唯一的出路，但参选总统也意味着埃尔多安将辞去党魁职务。居尔的参选过程令埃尔多安感受到来自反对党的威胁，如果他到时也遇到类似居尔的经历，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正发党能否保持团结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埃尔多安在居尔当选总统后推动宪法修改，将总统选举方式变更为全民直选，将任期由七年不可连任改为五年可连任。

2014年8月，埃尔多安如愿以偿当选总统。虽然此时的正发党党魁由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接任，但党政的实际控制权仍然在埃尔多安手中。2015年6月，正发党首次遭遇选举滑铁卢，失去单独组阁的权利，而达武特奥卢联合组阁失败，也意味着议会选举将在同年11月进行二次投票。虽然之后正发党在二次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但昔日的两位战友此时已经心生罅隙。埃尔多安自当选总统后多次表示出对实施总统制的期待与支持，而作为正发党党魁的达武特奥卢对于转变国家政体不甚积极，且二者在难民问题、叙利亚问题、库尔德问题等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2016年3月达武特奥卢访问卡塔尔期间，正发党内部在缺失党魁的情况下起草了一份决议，剥夺总理任命地方官员的权力。此后不久，达武特奥卢便向正发党递交了辞呈，新任党魁由埃尔多安的“铁杆粉”耶尔德勒姆接任，自此之后，土耳其政坛之上几乎很少能够听到总理的声音。

事实上，2016年之后，土耳其社会的稳定性遭到了极大挑战，几乎每月都会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最终酿成了“7·15”未遂军事政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政变的主导是中下级军官，且政府平叛的速度近乎神速。正如前文所述的居伦恐怖组织，埃尔多安及正发党政府在政变结束后迅速标靶居伦恐怖组织，开启了新一轮的司法、警察系统的清洗运动，一天之内拘捕了上千人。如此大规模的运动虽然在土耳其历史上，尤其近年来并不鲜见，但仍然激化了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矛盾。恐怖主义活动、经济衰退、难民问题、政体改制等多方面原因综合在一起，最终演变成2017年1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的械斗。最终，埃尔多安利用总统特权将有关政体改制的宪法修正案推向全民公投，并最终在2017年4月17日以 51.34%的民众支持率获得通过。

在基本完成了由议会制过渡到总统制的准备之后，土耳其政局正如埃尔多安承诺的那样开始回到正轨，社会环境也随之逐步稳定下来。2018年4月，埃尔多安宣布将原定于2019年的大选提前7个月，即6月24日同时开启第2届全民总统直选和第27届议会选举。有评论认为，此时的国内外条件对埃尔多安都相对有利，且其对总统制非常向往，因此才会信心十足地宣布进行提前大选。当然也另有一些观点认为，埃尔多安此举是一种冒险行为，虽然表面上看其具备一定优势，但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在选举中获胜。

2018年伊斯坦布尔市中心Şişli选举前的造势活动

然而，事实证明，埃尔多安及其领导下的正发党依然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在2018年6月24日结束的大选中，埃尔多安以52.6%的得票率力压其他五位候选人获得总统连任，同时其领导下的正发党与民族行动党组成的“人民联盟”在议会选举中也获得了53.7%的支持率，“双料大选”皆大获全胜。正如1923年凯末尔宣布共和、1947年伊诺努开启多党时代一样，埃尔多安如今再次成为土耳其的“弄潮儿”，某种程度上说，土耳其第四共和国已经悄然而至^[2]。而第四共和国所带来的“总统制”，无论是在未来几年引发土耳其社会剧烈的连锁反应，还是将在土耳其结出硕果，都将依赖埃尔多安及其正发党在未来五年内所采取的治国方略。

总体来说，土耳其的政治体制及其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嬗变期，由凯末尔领导的共和人民党开启“一党时代”，其后的七十年间先后经历两党制、多党制及四次军事政变，最后由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再次将土耳其带回“一党时代”。不同的是，新世纪的“一党时代”是通过选举这一民主手段完成的，就《大棋局》所演绎的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土耳其未来的政治发展状况，不仅对其自身，甚至还可能对中东格局及世界力量的布局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