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大选中暴露的基本国情：政治生态平衡和贫富差距问题

土耳其是世界第17大经济体，同时还享有诸如“灵猫六国”“新钻国家”等众多美誉，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天然成为欧亚交往的重要驿站，而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更是将区位优势转化成为中东地区内部的强国优势。无论是石油还是天然气，抑或是输往欧洲、西亚北非的商品货物，绝大多数需要在土耳其进行中转。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交通要冲的区位优势是目前土耳其赖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维持这一因素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便是国家政治上的稳定。

2018年4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提前大选之后，土耳其国内各党派便开始了各自的造势活动，然而就当时的民意测验来看，埃尔多安的支持率之高似乎难以撼动。6月24日大选开始之后，土耳其全境共计56 322 632名选民参加投票，参与率为84.3%。票选结果是埃尔多安以52.6%的民众支持率获得总统连任，且其领导下的正义与发展党也收获了42.6%的支持，获得议会中的295个议席。如果不是早先与民族行动党结成了“人民联盟”（Cumhur İttifakı），议会选举正义与发展党很可能再失“荆州”。通过这次选举，无非宣告了民主对共和的胜利，而从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也就成了一个时间问题，并且在转型之后很可能进入一段磨合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所面临的基本国情之一便是未来几年内政治生态的平衡问题。

现任政府正义与发展党（AKP，以下简称“正发党”），自从2002年赢得大选至今已经连续执政18年，执政时长几近比肩建国初期的共和人民党（CHP）。现总统埃尔多安先是2003年通过补选当选正发党主席，继而成为土耳其的总理，2014年通过总统选举成功当选总统，如此算来，埃尔多安执政土耳其已经长达17年。在埃尔多安执政的前十年，除2008年因头巾禁令险遭取缔政党外，其执政下的土耳其政治环境整体平稳。但自2013年以降，土耳其先后爆发伽齐公园游行示威、贪腐案、未遂军事政变、居伦运动、罢免总理风波等一系列有损政局稳定的政治事件，在这些事件的背后，军方势力、居伦势力等各方势力相继粉墨登场，土耳其政治生态的微妙平衡也因此被打破，如今形成文官政府行政权力不断膨胀的局面。

随着三权分立体系中行政权的不断膨胀，立法权和司法权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随之而来的便是行政权力对社会活动的干预。以经济领域为例，自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土耳其经济增长进入缓速期甚至滞涨期，而之前由于私有化改革的社会红利分配不均所导致的矛盾，此时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金融市场部分呈现疲态。随后，美国于2014年退出量化宽松，这对于依赖外资发展经济的土耳其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土耳其货币里拉的不断贬值。2012年，1美元可兑换约2.5里拉，截至2020年8月，1美元可兑换约7.3里拉。虽然在此过程中市场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埃尔多安及其政府三番五次阻挠土耳其央行上调利率，鼓励土耳其里拉持续贬值，由此便催生了所谓的“埃尔多安经济学”。

因此，土耳其所面临的基本国情之二是，虽然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但囿于政府干扰难以释放全部活力，且依赖外资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其经济的稳定性存在一定程度的隐患。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私有化改革，原国有经济命脉部门如今大多数归私人或外国资本所有，国家对经济的掌控力明显减弱。此外，由于开放的金融市场，土耳其金融货币市场中存有海量的不稳定“热钱”，如果这些“热钱”短期内发生挤兑或者抽逃现象，那么对其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将不可估量。(www.xing528.com)

土耳其所面临的基本国情之三是，由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所催生出的人力资源环境呈现出专业分配失衡且学历不高的特点，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总数仅占总人口的5.7%，由此便造成土耳其整体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科研水平有限。但是，在这种人力资源结构下的国民经济结构却与西方发达国家类似，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最大的是第三产业，其中又以金融业和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最大；第二产业中对国民经济贡献率最大的是制造业，约占GDP份额的17%。

土耳其所面临的基本国情之四是，部分邻国持续动乱，大量难民涌入土耳其，不仅给土耳其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时难民的安置问题、民族矛盾问题等也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土耳其社会的发展。不仅如此，因为难民问题，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忽冷忽热，鉴于土耳其与欧盟之间较为紧密的经济互生关系，难民问题解决的妥善与否也会影响到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前景。与难民问题相伴随的是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库尔德问题，现阶段起两个因素互相叠加，成为影响土耳其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土耳其所面临的基本国情之五是，东西部发展差异明显，贫富差距因经济改革鸿沟不断扩大，由此造成的社会阶级矛盾不可避免。就整体来看，西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良好，与之相伴随的是外资的大量涌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反观广大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区，地广人稀，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由此造成人力资源不断外流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的城市化进程扩张速度极快，截至2018年，土耳其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75%，然而城市化的过快发展与就业能力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因此土耳其近年来失业率持续攀升，诸如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等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大量“城中村”的现象，而聚居于此的绝大多数都是跟随城市化新迁入的农村人口。一方面大量失业人口成为社会环境不稳定的根源，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土地的闲置也给土耳其的经济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