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研究现状分析

1.2.2.1　国内外关于城镇化发展的相关研究

在城镇化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以帕克、卡斯托等为代表的生态学派，他们强调应该将生态学原理应用到城镇化的研究中；以克斯、莫尔为代表的新韦伯主义学派认为，应该将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式与住房等级的韦伯理论进行结合，来阐述自己的独特观点；以桑托斯为代表的新保护主义学派认为，应该将现实主义作为研究城镇化理论的新版本，而不是墨守成规的方法与理论；而以安东尼奥葛兰西为代表的福特主义学派则强调城市的核心边缘结构和社会、经济、空间结构。随着研究的深化，城镇化的相关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采用多视角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可以体现在城镇化的作用、发展规律、基本模式和动力机制等方面。

在国外，对于城镇化作用的研究主要有乐观和悲观两种观点，其中，乐观的观点认为城镇化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正能量，促使整个国家进步，向现代化大步伐迈进（哈德森）；悲观的观点认为，城镇化会带来诸多的城镇问题，使城镇化没有达到本质的内涵，从而使国家一直处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利普顿）。Chenery在对全球各国人民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城镇的水平的比较中发现，城镇化能够促使经济增长，使国内人均提高。美国地理学家Berry也验证了这一点，对95个国家的43个变量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是伴着时间逐步推进。Lucas运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城镇化和国民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考察，得出的结论与Fay和Opal的一致，即二者之间存有日显的正向性。Moomaw和Shatter通过回归分析得知，城镇水平是伴随着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和工业化程度发展的增高而变高的，农业生产水平的降低而变低的，这样验证出了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及工业化的正向关系及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的基本观点。为明确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Henderson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数据横截面计算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直接的关系数，同时，城镇化的和谐健康还可以快速发展，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集聚效应（Ortega；Kawsar）、促进产业集聚，产生外溢效应（Quintana；Farahmand和Akbari）、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创新（Peres和Muller）等，这些都充分展示出了城镇化的乐观派所持的观点，但是城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Gallup等认为，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因，从某种程度来看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城镇化的过快发展还会带来诸如人口过度拥堵（Magura和Lovei）、交通堵塞（Henderson；Downs）、房价高企（Sanidad-Leones）及环境污染（Copel和Taylor）等。以上的相关研究，展示出了国外学者对城镇化作用的基本态度。

国外学者对于城镇化的发展规律，有着深入研究，认为城镇化的发展带有一定的规律性。Chenery通过大量实证分析，证实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城镇化的水平成正向关系，图画可以表示为两条互相平行的上升曲线，Northam经过大量的实验研究认为，如果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人口比总人口变化成一条“S”形曲线，那么经过多年的变化，它将会呈现出一条“逻辑斯蒂”曲线，并且在城镇化过程中可以分为初期（0～30%）、中期（30%～70%）和后期（70%～100%）三个阶段，同时，城镇化发展还表现出后发加速的规律。诺瑟姆提出，城镇化“S”形曲线是城市地理学的经典理论成果，被后人广泛应用，其一般应用在国家或区域阶段划分与研究中。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城镇化都表现为集中趋向的城镇化阶段（Center Urbanization）、郊区城镇化阶段（Sub Urbanization）、逆城镇化阶段（Counter Urbanization）和再城镇化阶段（Re Urbanization）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能够清晰地展示城镇的成长过程与历史阶段，而这些城镇化的演进规律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国内的相关研究进展。在国家对城镇化的政策制定与城镇化自身的功能下，城镇化越来越受学者们的关注，也成为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通过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者们的研究目标主要是城镇化的特征、路径的选择、动力机制与对策建议方面的研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开展，国内学者也对此展开了相应分析。

城镇化发展与演进过程中，对于其呈现了何种特征，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在城镇化水平方面，陈晓倩和张全景等构建了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其次，陈明和王凯对城镇化的速度和趋势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S”形曲线。再次，在城镇化的质量方面，朱洪祥、张春梅和张小林等通过对山东省与江苏省的质量测度，为相关问题与如何提升城镇化的发展质量提供了相关政策与建议。沈正平对优化产业结构与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的互动机制及实现途径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优化产业结构可以促进城镇转型发展与质量提高，城镇质量提高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走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的质量型城市化道路，不只是注重数量的单线，更加注重数量的双线转变（相伟；张明斗和王雅莉）。最后，城镇化的地域差异受多方面影响，主要是发展水平、区域条件、科技水平、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状况的影响。目前，我国城镇化的中心是以东部沿海为主体，但是也有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趋势。辜胜阻、吕文明和刘海燕及巴曙松等对国家整体的宏观与某省域的微观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基于城镇化水平、发展速度、发展质量及地域差异等内容，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城镇的发展特征，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做出指引。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学者们对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应该如何选择适宜的发展路线各抒己见。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走大城市的发展道路，如张明斗和王雅莉认为，要走包容型、民生型和均衡型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要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速度，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发展道路。另外，马凯指出，我国应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结合的四化同步发展道路。对城镇化的政策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从多方面管理，从土地管理制度、户籍改革制度、财税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来说明。康银劳、袁兰兰通过对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研究发现，改革户籍管理、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及缩小城镇试点战线的战略，有选择地发展小城镇等措施，可以加速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赵峰和倪鹏飞对我国城镇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提出解决人口质量和人口融入问题，提升产业发展质量，通过功能优化的措施来推进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这样既会带来正面效应，也会带来负面效应。鉴于此，周元和孙新章通过对中国城镇化道路的反思，从城镇化带来的突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出发，提出应坚持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方针，以此缓解地域中心城市人口压力等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政策思路。这些发展措施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城镇发展的基本思想，若要运用到实践中，则应该将他们分区指导分类推进。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管理学者对此做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发现对经济与社会进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其重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和内涵。甘露和马振涛认为，新型城镇化应重点解决好农民市民化和城镇化质量问题。单卓然和黄亚平认为，新型城镇化主要包括民生性、可持续性和质量性三大内涵；平等、幸福、绿色等六大核心为区域及协调一体的四大内容，之后对新型城镇化的认识误区给予了详尽的阐述。魏后凯提出，新型城镇化应该重点关注农民市民化并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人本城镇化、市场城镇化、文明城镇化、特色城镇化、绿色城镇化、城乡统筹城镇化、集群城镇化和智慧城镇化等的统一。二是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耿明斋通过对新型城镇化引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为什么要提出引领、如何引领等，并做出回答和解释。魏人民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可以解决城乡发展失衡等七种失衡问题。（陈伯庚和陈承明）需要正确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系问题和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关系（苗建萍）。三是新型城镇化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刘嘉汉和罗蓉通过结合地方政府的行为，通过传统与新的对比，提出以发展权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刘少华和夏悦瑶认为低碳理念是推进城镇化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四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财税政策。黄艳芬和陆俊通过对新型城镇化税制度的探讨，提出彻底打破“土地财政”的利益格局、扩大房产税试点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王正明和吕艾芳从税收视角提出支持乡镇工业化、支持改善民生工程等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张明斗和王雅莉通过对财税政策支持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动力机制的了解，认为改革与完善分税制财税体制、公共财政框架及服务机制等是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财税政策选择。五是区域层面的新型城镇化研究。陈映以四川省为例，通过对四川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和宏观背景分析，提出加快制定和完善四川城镇体系规划等六条对策建议。张占仓和王发曾通过对河南省和中原的经济区为研究区域，了解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城市发展特色、城乡一体化及统筹发展等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推进策略。

1.2.2.2　国内外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

我国对于“城镇化”的不同定义，是结合国情而给出的。国外学者使用“城市化”的概念，但是“我”认为“城镇化”更能体现出我国的特色发展，新型城镇化是顺应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提出的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指导概念，国外罕有相关研究。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就提出了“绝对利益说”，引入比较效益的概念，对城镇与乡村之间流动人口因素可能导致的后果进行了研究分析。因为工业的生产比农业生产要获利大，所以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量就越来越大。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性地从城乡对立的角度，阐述了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必将取代以乡村社会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利用“扩散效应”“回流效应”等能够带来经济发展的商品资本，人力、技术等会将贫富差距拉得越来越大，富裕的地方将会持续富裕，贫穷落后的地方将会更加贫穷落后，从而形成鲜明的对比，构成区域二元结构。

新型城镇化是国家发展战略之一，结合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国情。张荣寰在《生态文明论》中最早提出这一概念。自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提出以来，在社会各层次广为关注，也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为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宋冬林和姚常成总结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进程，并依据不同的时代背景总结归纳我国各阶段的城镇化建设情况，同时，结合各阶段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提出中国正走向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张卫和糜志雄认为，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扩大内需、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增长及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战略选择。他们就我国城镇化的时间进程进行了分析，总结期间出现的问题。其认为，首先，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次，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以特大城市为核心；最后，要打破制度瓶颈并且完善投融资机制。梁雯、孙红等认为新型城镇化与物流间的关系对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至关重要，他们分别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用熵值法确定权重，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代表供给的物流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各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都具有正向作用。吴艳艳、袁家冬选取陕西省10个地级市，取不同的时间点对陕西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研究。郭未和鲁佳莹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背景，对农民工迁入城市户籍的意愿进行研究，并采用赫克曼选择模型的统计思路对农民工在这方面的意愿及具体选择这两个独立而又有关联的问题进行了计量分析。

1.2.2.3　国内外关于民营经济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相关研究(www.xing528.com)

在西方国家没有“民营经济”的提法，但民营经济可以对劳动力和产业带来影响，同时，城镇化的发展体现于城市区域人口的集中和产业的升级，因此，本文主要从人力和产业等方面分析民营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在人口、产业与城镇化互动方面，西奥多·W·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价值的总和，而这些都存在于人的身上；人力资本的投资有多条渠道。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中对20多个国家1880—1929年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比重的数据进行了归纳，通过计算霍夫曼系数将工业化进程分成四个阶段，并得出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品的产出会逐渐大于消费品的产出。威廉姆森1965年在《区域不平衡与国家发展过程》一文中统计了1940—1961年24个国家的资料，计算了7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区际不平衡程度，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间差异存在着一个先增大后缩小的趋势，形似于倒U形。威廉·配第1691年结合英国的背景总结出三大产业间的利润与劳动力流向有着明显的对比关系，按利润的由大到小排序结果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劳动力流向也呈现三二一的走向；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的研究建立在威廉·配第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收入水平与就业产业的分布结构变动趋势得出结论，即劳动力会随着产业报酬的变动逐步沿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顺序流动。

国内学者主要就民营经济对城镇化的推动路径及民营经济和新型城镇化互动共进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杨大楷研究认为，产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乔观民对温岭的城镇化进行分析后认为，民营经济对温岭的城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即农村社区、乡镇企业、农村家庭或个人等民间力量发动的一种由市场诱导的自发的诱致型制度变迁模式。杨重光认为城镇化的推进分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模式，其中，在市场的带动下“自下而上”的模式是较为有效的。许高峰对舟山的城镇化分析研究，认为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可增加城市就业岗位和人口、提高城镇化水平。刘德承研究认为民营经济和城镇化之间可以通过互动关系相互促进。廖明珠对温州的城镇化发展分析研究。秦岭和高怀定以扬州市为例分析研究，认为在民营经济和新型城镇化互动共进机制方面，唯有建立农村民营经济与城镇化的互动共进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武翠莲从经济带方面研究了民营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相互促进作用。

1.2.2.4　国内外关于农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是最早研究农业现代化的人。他认为，传统农业必将被淘汰，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而出路在于若能针对传统农业做出突破，引入先进合理的农业发展理念，农业对其经济的增长将发挥巨大作用。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认为，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化农业需经过三个阶段，分别为技术停滞阶段、低资本技术动态阶段和高资本技术动态阶段。

龙冬平和李同昇等从地理学的角度，分别从全国层面和局部层面来分析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从局部层面来看，我国的农业现代化空间发展水平呈现为东高西低。迟清涛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并结合运用多种方法，就我国农业现代化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陈江涛和张巧惠等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我国部分省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价，得到了农业现代化水平空间分布状况，并从多方面提出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政策和建议。闵耀良在《知识经济与农业现代化》中，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角度论证了实现农业现代化不是“闭门造车”的过程，而是不断国际化和运用科技使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

国内外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现状。Robert Paarlberg在The Ethics of Modern Agr中指出，城乡居民认为发展现代化农业极有必要。首先，对农村居民而言，有利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效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其次，对城镇居民而言，农业现代化可以促进城乡共同发展，且能为城乡良性发展提供资源支持。21世纪以来，我国的研究重点在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王一夫在系统论和协同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分析了“三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三化”协调发展的内涵，同时，分别构建了“三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测算了黑龙江垦区“三化”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均衡理论和效益理论对黑龙江垦区“三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首先，韩永强分别构建了淮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了淮河流域“两化”发展水平；其次，运用VAR模型对淮河流域“两化”间的动态相互作用进行了分析；最后，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淮河流域“两化”发展水平定量分析了淮河流域“两化”协调发展的水平。赵宏海在博士论文中从经济学和地理学两方面打开视角，在前人基础上，创建了“两化”协调发展水平评估模型，定量评估了安徽省“两化”协调发展有利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由此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效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2.2.5　国内外关于产业转型对新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

Gilly JP与Wallet F认为，中国的产业问题和新型城镇化问题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口和产业结构问题更加复杂。Kaplinsky与Morris学者对城镇产业集群进行研究发现，产业集群升级在城镇化中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产业集群升级分为成长、升级、扩散和延伸四个发展阶段。Meyer Stamenr对城镇产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城镇社会网络的完善程度与城镇产业集群升级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要想加强产业支撑城镇经济变强，必须把信息技术引入三次产业中。Messina指出，城镇化率的高低可以通过城市经济发展来调节，并认为城镇化有利于资源型城镇产业结构趋于合理性。Pandy通过构建评价模型对资源型城市城镇化研究发现，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劳动力越多，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越有利。Moomaw和Shatter对城镇三次产业就业情况和城镇化建设进行研究提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增加不利于现代农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数量的增加，可以加深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协调程度。Ozawa对产业升级与城镇化关系研究后认为，制度因素对城镇化产业升级影响作用较大。城镇产业的强弱、技术的复杂程度、产业的现代水平是衡量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Cohen对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研究表明，经济、资源、土地、制度、人口等方面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西方学者研究表明，服务产业是资源型城镇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工业是资源型城镇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发动机，农业资源是资源型城镇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和保障。

发展中国家转变成发达国家的最佳工具，研究发现郊区支柱、重点、先导等产业集群是支撑城镇化的重要力量。Black和Henderson对产业支撑城镇建设研究指出，新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对城镇化的支撑强度可以根据城镇的经济规模和产业规划来解释。服务业健全的城镇相较于工业较发达的城镇来说，服务业健全的城镇发展规模较大，服务业的产值与支撑力比工业产值与支撑力大。Davis和Henderson对产业促进城镇化进行研究后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主要依靠第一产业支撑，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依赖第二、第三产业支撑。产业支撑体系的功能非常强大，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Henderson对城镇产业系统研究后认为，重点工业行业主要分布在小城镇或发展落后的地区（如此能节约劳动力成本），而现代服务业主要集聚在大城市。

宋连胜和金月华认为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改变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就业方式。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需要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给农业从业人员，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刘志伟认为，三次产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标准，而产业支撑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农业转移劳动力充分就业。刘立峰提出，农村人口向小城镇或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转移，避免进入大城市或生活成本消费高昂的城市，是实现新型城镇化产业均衡发展，并促进中小城市三次产业与城镇联合发展的良好建议。汪大海和周昕皓等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要想使农村人员实现充分就业，并为农村人口转移为城市户口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需提倡农民就地从业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石忆邵认为，农业、加工业、服务业是农业大市必备的三大核心，农业虽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小，但也应该重视农村第一产业的发展，且应是三个部门相互协调、共同推动城镇化发展，同时，还需要引进技术、人才、创新，因为这是产业支撑的核心要素。陈晖涛认为，产业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就是第一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在逐步下滑，但由于农业一直发挥重要贡献，因此，最终第三产业成为支撑城镇化新动力，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提供就业岗位，从而实现城市资金合理流转、劳动力聚集、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张及其功能提升和空间优化等。

有关新型城镇化产业支撑的研究。在现代农业支撑新型城镇化的研究领域，黄祖辉专家认为，发展现代农业支撑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区域是资源环境比较好的城市。向丽运用Tapio法与因子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2012—2013年现代农业支撑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脱钩现象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外因与内因，认为导致农业支撑新型城镇化不足的主要外部因素是我国人口众多，耕地较少；内部因素是农业机械化率小、农民文化程度低、合作社作用小。郭爱君和陶银海对产业和城镇化研究认为，产城要相互融合发展，农业也是重点发展对象。郊区可用来发展现代农业，城镇人口密集区可用来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徐君等建立了耦合模型，对“四化”的发展协调关系进行了评价研究，为我国农村和城镇相互融合提供了新思路。新型城镇化可以促进三次产业相互融合。袁开福认为，产业是城镇经济发展的主心骨，由经济实力雄厚、创新能力强的产业组成。王政武认为，运用农业的多种功能与城镇农产品需求相契合，第一产业支撑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出路是建立现代农贸市场作为农产品交易的发展平台。蒲文杉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研究城镇化后认为，一个城市的发达程度是由城镇三次产业融合共同推动的结果，农业也和城镇一样具有经济贡献的作用。王晓燕对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的关系进行研究后认为，产业与城镇犹如牙齿与嘴唇的关系，唇亡齿寒，它们之间是相互连接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