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与环境之间有着潜在的相互影响,不仅贸易会影响环境质量,而且环境规制反过来会影响贸易,如严格的环境规制会阻碍(促进)污染产品的出口(进口)(Copeland and Taylor,1994)。也就是说,在研究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时,要考虑贸易的内生性问题,否则估计结果将是有偏差的和不一致的,自然也就无法得出对外贸易对环境排放影响的正确结论。
以往有关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一般沿着两种思路方法进行。一是以Antweiler,Copeland,and Taylor(2001)、Cole(2003)为代表的文献,沿着Grossman和Krueger(1991)的思路估计国际贸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然而,这一类文献似乎没有考虑到贸易内生性的问题,正如Antweiler,Copeland,and Taylor(2001)所说,内生性问题可能是其工作的弱点。二是以Frankel and Rose(2005)为代表的文献,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框架中加入贸易开放度变量,研究既定收入水平上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在第二种思路方法的文献中,只有Frankel and Rose(2005)采用Frankel and Romer(1999)的方法为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其他文献似乎还没有对贸易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有效的直接处理:虽然一些文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广义矩估计方法,但也只是解决了因变量与其滞后项的内生性问题。也正如Copeland and Taylor(2003b)在关于贸易与环境的“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中指出的那样,“借鉴Frankel and Romer(1999)的研究,……我们能够获得评估贸易对环境影响的更多方法”。(www.xing528.com)
鉴于此,本研究沿着Frankel and Rose(2005)的思路,即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框架中加入贸易开放度变量来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然而,如前所述,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既定经济增长条件下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以及间接影响——国际贸易引致的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而现有文献包括Frankel and Rose(2005)也只是研究了国际贸易对环境的直接影响,并没有考虑间接影响以及综合考虑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之后的总影响,这样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可靠。因此,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本书不仅研究了对外贸易的直接效应,而且考虑到了间接效应,因而得出的中国对外贸易的二氧化碳排放总效应相对来讲比较可靠。首先借鉴Frankel and Romer(1999)的方法,利用外生的地理特征为中国各行业的对外贸易构建了一个工具变量,以解决贸易的内生性问题。同时,考虑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经济变量也是内生的,于是借鉴Frankel and Rose(2005)的方法采用经济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对这一问题进行处理。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既定经济增长条件下对外贸易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接着分析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构建中国对外贸易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总影响模型,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的碳排放总效应,包括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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