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区别与作用

根据Dean（2002）、Frankel（2003）与Frankel and Rose（2005）等的论述，国家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既定经济增长条件下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即直接效应；二是国际贸易引致的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即间接效应。

1.直接效应

根据Frankel and Rose（2005）的阐述，国际贸易的直接效应分为“向底线赛跑假说”（race-to-the-bottom hypothesis）与“贸易得益假说”（gains-from-trade hypothesis）两种情形。

（1）向底线赛跑假说。“向底线赛跑假说”是指由于加强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而降低竞争力，开放的国家因担心国际竞争力的丧失会采取更加宽松的环境标准，因此贸易开放将损害环境质量（Frankel，2003；Frankel and Rose，2005）。

对于“向底线赛跑”，一种观点认为，这意味着到竞争均衡时整个世界将没有环境规制；另一种观点认为，实际上这不是必然的情形，全球化可能导致环境标准逐渐下降，也可能是阻止环境标准逐步提高。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开放贸易和投资的国家，其环境标准将要低于原来没有开放时的情形。然而，有关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并不是最重要的决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之一，当跨国公司进行对外投资时，其可能更关心劳动成本和市场准入而不是环境规制的严格度（Frankel，2003）。

（2）贸易得益假说。与“向底线赛跑假说”相反的、另外一种不被广泛认可的观点是“贸易得益假说”，该假说认为贸易会使一国获得更多想要得到的东西，包括环境产品和传统产品，贸易开放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是正面的（Frankel，2003；Frankel and Rose，2005）。

根据Frankel and Rose（2005）的观点，贸易开放有益于环境质量提高的原因如下：①贸易能激励管理和技术创新，这对经济和环境都有正面效应；②跨国公司往往给东道国带来清洁的生产技术；③公众意识的提高导致环境标准的国际棘轮效应。

还需要说明的是，根据Frankel（2003）的观点，对于一个国家是否通过贸易获得环境利益因各国的比较优势不同而不同（vary across countries depending on local comparative advantage）：如果一个国家充分利用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并向其他国家出口，则可以预见到相对于没有贸易发生时该国的环境将受到损害；相反，如果一个国家从事清洁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并从其他国家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那么其环境将变得更清洁。

2.间接效应

如前所述，间接效应是指国际贸易引致的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而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可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这三种分解效应的净效应产生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Tsurumi and Managi，2010），因此本节此处只是对经济增长影响环境质量而出现的结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简要解释，而具体的间接影响则是“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简单地以图示说明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然后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简单解释。

（1）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分解。假设分析的经济使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两种产品X和Y，产品X和Y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其中，X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污染；Y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过程中不产生任何污染。

①规模效应。如图5-3所示，上半部分表示在X产品与Y产品的相对价格为q时充分就业的均衡产出，下半部分表示污染排放密度维持在不变条件下的污染排放函数Z＝e0 x的曲线图。A点为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初始产出点，对应的初始污染排放为Za。假设污染排放强度不变，两种生产要素的同比例增长使得经济规模扩大。由于规模经济不变，新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原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基础上向外平行扩展，均衡产出由A点向外移动到了B点，且B点必定与A点在同一条从原点出发的射线上，污染排放水平由Za增加至Zb。这就是在污染排放强度和产出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

图5-3　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

[资料来源：根据Copeland and Taylor（2003b）整理而得]

②结构效应。如图5-4所示，假设污染排放强度保持不变，资本增加导致产出出现非均衡增长，生产可能性曲线不再是同比例地向外扩展，而是更加偏向X轴方向。在X产品与Y产品的相对价格q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此时的经济系统产出的均衡点由A点移至C点。由雷布津斯基定理（Rybczynski Theorem）[2]可知，相对于A点，在C点经济系统中X产品的产出水平上升了，而Y产品的产出水平则下降了。由资本扩张导致的经济增长产生的环境效应可以分解为两部分：由A点到B点的结构效应与由B点到C点的规模效应。

图5-4　资本积累驱动的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

[资料来源：根据Copeland and Taylor（2003b）整理而得]

由A点到B点的过程就是纯粹的结构效应。直线p0表示产出结构变化前X产品与Y产品的世界相对价格水平，p0上的点具有相同的经济规模。由原点出发的联结C点的射线与直线p0相交于B点。由A点到B点移动，相当于经济系统的经济规模不变，而X产品的产出增加，Y产品的产出下降。经济系统的这一结构性变化使得污染排放由Za增加到Zb。(www.xing528.com)

由B点到C点的过程就是纯粹的规模效应。由原点出发的联结C点的射线上所有点的产出结构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由B点到C点的移动，相当于经济系统的产出结构不变，而仅仅是经济规模增加导致的污染排放由Zb增加到Zc。

因此，由资本积累所增加的污染排放，一方面可以归咎于经济系统产出结构的变化增加的污染性产品的产出；另一方面则归咎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增加的污染性产品的产出。

以上分析表明结构效应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为负，但如果经济增长由劳动力或人力资本驱动，则结构效应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将为正，甚至超过规模效应对环境质量的负影响。如图5-5所示，在污染排放强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增加导致产出出现非均衡增长，生产可能性曲线向更加偏向Y轴方向扩展，经济系统产出的均衡点由A点移至C点。根据雷布津斯基定理，这一变化过程导致经济系统中Y产品的产出水平上升了，而X产品的产出水平则下降了，其环境效应可以分解为两部分：由A点到B点的结构效应与由B点到C点的规模效应。A点到B点的结构效应使得污染水平由Za下降到Zb，B点到C点的规模效应使得污染水平由Zb增加Zc。由于结构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经济系统中的污染排放量减少了。

图5-5　劳动力驱动的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

[资料来源：根据Copeland and Taylor（2003b）整理而得]

③技术效应。如图5-6所示，假设由于外部政策的变化，污染排放税上升使得污染排放强度由e0下降到e1。由于更多的资源必须用于污染治理，结果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内移动，经济系统的均衡点由A点移动到C点，污染排放由Za下降到Zc。如果产出维持在A点不变，则污染排放由Za下降到Z1，这一过程就是技术效应：更高的污染排放税导致更加清洁的生产技术，在经济规模和产出结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污染排放量下降了。

图5-6　经济增长的技术效应

[资料来源：根据Copeland and Taylor（2003b）整理而得]

污染政策的变化也会产生其他两种效应。由于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内移动，经济系统的最终均衡点为C点。这一变化过程既包含了由A点到B点的规模效应，使得污染排放量由Z1进一步下降到Zb，也包含了由B点到C点的结构效应，使得污染排放量最终下降到Zc。产出规模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污染治理增加而耗费了更多的资源，而结构效应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污染治理所耗费的资源对污染性产业产生的影响更大。结果是生产X产品的机会成本上升，在世界价格固定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者转而生产更多的清洁产品Y。

（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成机制。20世纪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发现在人均收入较低的阶段，经济增长会导致较高的环境污染，当人均收入到达某个临界点（拐点）后，经济增长会使得环境污染越来越低，环境状况得以改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这种倒U形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成机制大致有以下7个方面：

①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学术文献中常常用“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来解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是似乎只有Copeland and Taylor（2003a）进行过真正的规范化处理。Copeland and Taylor（2003a）假设一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积累的增加来推动，而在发展的后期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增加来推动，然后证明发现：当经济增长主要由污染性产业密集使用的要素积累的增加推动时，污染排放水平与收入之间存在单调正相关关系；如果经济增长主要由清洁产业密集使用的要素积累的增加推动时，污染排放水平与收入之间存在单调负相关关系。因此，如果不存在环境污染政策或者污染排放强度不变，那么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污染排放水平在开始阶段会逐渐上升，然后开始下降。在这里，结构效应是关键性的。如图5-4所示，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本积累，结果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都增加了污染排放，导致环境质量逐渐恶化；而在图5-5中，经济增长依靠人力资本的增加来推动，虽然规模效应增加了污染排放，但结构效应减少了污染排放，而且结构效应对环境质量的正向影响超过了规模效应的负向影响，从而促使环境质量逐渐改善。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早期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清洁的农业部门发展的驱动，然后逐渐向依赖于污染的工业部门驱动过渡，之后再向依赖于清洁的服务业部门的驱动演进（Grossman and Krueger，1995）。这样的发展历程反映了污染随着收入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过程。

②收入效应。收入效应反映的是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这是另外一个广泛应用的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解释。在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污染排放首先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因为消费增加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环境质量的重要性。但是，随着收入的上升，人们为环境质量提高的支付意愿越来越强烈，愿意牺牲更多的消费来获得更高的环境质量，这样污染排放将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Copeland and Taylor（2003a）证明，如果边际损害的收入弹性小于1，污染排放水平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如果边际损害的收入弹性大于1，结果正好相反。而在更高的收入水平下，人们对于环境质量具有更高的偏好，因此边际损害的收入弹性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提高，从而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③门槛效应。在经济发展早期，污染排放可能少有监管或者不受监管，结果污染排放随着产出的增加而不断上升。但当收入水平足够高时，经济活动会受到环境规制的约束，污染排放可能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出现下降（Copeland and Taylor，2003a）。

④污染治理规模报酬递增。该解释可简单地表述为随着污染治理规模的增加，污染治理的效率提高了，这样会使得污染治理更有利可图，从而导致污染排放减少。这一观点体现了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的结合，因为随着产出规模的增加，企业会利用更加清洁的技术进行生产，这样规模效应创造了其自身的技术效应。

⑤国际贸易的作用。以上每一种解释都没有考虑到国际贸易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成产生的作用。事实上，国际贸易是能够解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许多学者认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能是国家贸易的结果（Suri and Chapman，1998；Cole，2004；Kearsley and Riddel，2010）：贸易开放导致污染密集型产品生产的增加，污染也随之增加，当环境规制加强后，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则转移到环境规制较弱的国家。这样，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产生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向上倾斜的部分，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则产生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向下倾斜的部分。

⑥制度框架和管理。政府加强环境规制的意愿是影响环境退化的关键因素（Panayotou，1997；Bhattarai and Hammig，2001）。Bhattarai and Hammig（2001）研究了热带森林砍伐，认为对于森林砍伐来说制度因素比收入或其他宏观经济条件更重要。如果政府机构是软弱的、无效的或腐败的，那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能在比社会最优收入更高的收入水平上达到高峰（Lopez and Mitra，2000）。

⑦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原始的库兹涅茨曲线研究的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Kuznets，1955）。类似地，许多研究者检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是否是除了收入之外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潜在因素（Torras and Boyce，1998；Magnani，2000；Bimonte，2002）。其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能带来更公平的收入分配，进而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提高，适宜的环境规制加强了。有关经验研究验证了在某些国家或地区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对污染减少的显著影响。Magnani（2000）运用OECD成员国1980—1991年的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分配公平提高了环境保护的研究支出。因此，当且仅当经济增长没有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大量增加时，高收入国家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向下倾斜才会出现（Magnani，2000）。Bimonte（2002）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处于相同经济增长业绩的一些国家却有着不同的环境退化水平（Bimonte，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