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按照污染控制（减排）成本或污染强度将产品分为污染产业和清洁产业，然后检验污染产品的生产、消费或贸易的趋势。Lucas，Wheeler，and Hettige（1992）以及Birdsall and Wheeler（1993）运用混合的截面模型（pooled crosssectional model），应用世界银行开发的工业污染项目系统（industrial pollution projection system，IPPS）数据分别检验了1960—1988年80个国家、25个拉丁美洲国家生产的污染强度，认为贸易自由化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没有关系：虽然20世纪70年代OECD成员国环境规制加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总体的污染强度增加了，但是只是封闭的经济体趋向于更污染密集型行业，而开放的经济体趋向于更清洁的行业。这两项研究的问题是只把收入水平和国家开放指数作为解释变量，而忽视要素禀赋等因素的作用（Brunnermeier and Levinson，2004）。Low and Yeats（1992）检验了1965—1988年钢铁、有色金属、石油、金属制造业、造纸等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国际贸易，发现在世界污染密集型产品总出口中，发展中国家获得的份额大幅度上升，而发达国家的份额却逐渐下降。有学者认为，这一结果为污染避难所效应提供了一个粗略的证据，但并没有证明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事实上，工业化国家仍然是污染产品的最大出口者（Levinson，1996）。而Mani and Wheeler（1998）用OECD成员国与发展中国家的1960—1995年的数据来检验污染避难所效应，发现在OECD成员国总制造业中污染密集型产品产量的比例下降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却稳步上升，而且发展中国家污染密集型产品净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与OECD经济体污染控制成本快速增长的时期是一致的。于是他们认为，污染避难所效应是真实的，即使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是暂时的。然而，由于Low and Yeats（1992）以及Mani and Wheeler（1998）的分析没有控制变量，他们的解释只能是推测的（Brunnermeier and Levinson，2004）。(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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