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估算结果的准确度不如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为了克服这一不足而尽可能获得更准确的研究结果,一些学者对单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框架进行了改进,例如:Ahmad and Wyckoff(2003),Mäenpääand Siikavirta(2007),Pan,Phillips,and Chen(2008),邱强、李庆庆(2012)等考虑了进口国家的生产技术或用进口来源地的平均二氧化碳完全排放系数来估算进口中的隐含碳;Shui and Harriss(2006)计算中国二氧化碳排量所需要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是通过中美两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对比得出的比例乘以美国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而得到的;齐晔、李惠民、徐明(2008),魏本勇等(2009)等分别以中国和日本的二氧化碳完全排放系数作为进口产品的二氧化碳完全排放系数来估算进口产品的二氧化碳排量,并把估算结果分别作为中国二氧化碳净出口的下限值和上限值。以上这些改进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相对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不足,但是其对进口产品的二氧化碳完全排放系数的估算依然不够准确。因此,有学者认为,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理解这两种模型所估算的进口隐含碳的含义:从进口替代的角度看,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估算的是本国通过进口所节约的在国内生产的二氧化碳排量,即进口节碳量;而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估算的是进口品原产地为生产这些产品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量,即进口含碳量(张友国,2010)。也正因为如此,大多数文献都是从进口替代的角度来估算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
众所周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不仅从国外进口产品,而且进口的产品除了满足最终消费,还用于国内生产投入;从国外进口的中间投入所生产的产品,既用于满足国内最终消费,也用于满足出口。在上述文献中,有许多文献是运用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来研究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由于没有将生产部门消耗的中间投入区分为本国生产和进口两部分,因而无法反映各生产部门与进口商品之间的联系,而当代国际贸易中有着大量中间投入的交易,因此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文献有一个缺陷:无法区分国内生产的产品中有多少是使用从国外进口的中间投入来进行生产的,进而没有考虑到出口产品中所隐含的国外生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从而高估了国内生产和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同样也就没有考虑到进口产品中有多少中间投入是用来生产出口产品的,从而高估了国内消费和进口产品中的隐含碳。而有关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文献由于将生产部门消耗的中间投入区分为本国生产和进口两部分,从而考虑到了在垂直专业化国际分工的背景下中间投入的进口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因此相对来说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对于上述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文献,也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缺点:
(1)许多文献构建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不够彻底。如Sanchez-Choliz and Duarte(2004)、Weber et al.(2008)等虽然采用了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但其构建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只是将进口产品分为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两部分,而对于国内生产所需的中间投入却并没有区分清楚哪些是来自本国的以及哪些是来自进口的,这样当然也就没有将出口中的国内实际出口和进口中间投入的出口彻底分开,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www.xing528.com)
(2)虽然采用了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但是大多数文献都只是研究了一个国家整体上国际贸易某一方面如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进出口贸易或净出口中的隐含碳,而全面研究一个国家总体上生产、消费、出口、进口、净出口隐含碳以及中间投入品的进口与再出口中的隐含碳乃至国际贸易隐含碳的行业分布与国别(地区)流向的文献则很少。
(3)为了获取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大多数文献采用“比例等同法”将进口产品分为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来编制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这样的做法难免有误差;而李小平、卢现祥(2010)则直接利用了OECD提供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则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方法。
综上所述,在国际贸易隐含碳的研究中,一些文献运用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而另一些文献则运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虽然同一模型的具体情形各有不同,但相对于前一模型来说后一模型毫无疑问是一大进步。因此,本书构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来研究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同时克服了以往文献采用这一模型的3个缺点:彻底地将中国生产部门消耗的中间投入区分为本国生产和进口两部分,结合OECD提供的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系统且精确地评估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包括中国总体上生产、消费、出口、进口、净出口隐含碳、中间投入品的进口与再出口隐含碳,以及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行业分布与国别(地区)流向乃至中美双边“碳贸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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