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等社会治理领域，加速了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进程。杭州在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六新’发展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深化“城市大脑”建设、全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建设“亲清”体系、以数字构筑平安杭州、打造未来社区等几方面的重点任务。应该看到的是，治理本身是体制机制、决策、监督和实施的综合性问题，“数字化”是对治理赋能并对方法、路径、模式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从主体方看，要实现智能、自驱动、高效实时的功能；从对象方看，要解决便捷、效率、联通、公平的问题。全面实现数字化社会治理应该是切实地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组织、跨业务的数据互联互通，因此数字化治理必然是系统科学问题。[8]因此，推进“数字治理第一城”建设，首先要着力于深化探索数字治理系统方案，使“城市大脑”这一平台真正发挥“大脑”功能，不断融入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做精做细应用场景，使其功能真正落地并推广，成为解决城市发展各类问题系统方案的“供应商”。其次，要不断提高城市数字治理实战能力。坚持“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治理、用数据创新”的治理新路径。用好现有工具技术，完善“数据驾驶舱”系统、功能，发掘其用途的广度与深度，增强利用其进行监测、预警、处置的能力。最后，坚持顶层设计、顶层推进。数字治理变革的过程必定同时伴随深层次体制机制的变革，从理念、架构、组织、机制等方面强化顶层设计、顶层推进显得尤为必要，这同时也是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过程。
【注释】
[1]《关于杭州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见https：//z.hangzhou.com.cn/2020/rddesbchy/content/content_7756903.html，2020年6月18日。
[2]李玉：《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财政科学》2020年第8期，第102—103页。
[3]胡涛：《以“疫”为机大力发展非接触式经济》，《中国经济时报》2020年3月19日，第4版。
[4]王晓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城市数字治理的启示》，《互联网经济》2020年第7期，第32—33页。(www.xing528.com)
[5]毛中根、谢迟、叶胥：《新时代中国新消费：理论内涵、发展特点与政策取向》，《经济学家》2020年第9期，第65—66页。
[6]兰建平：《正确理解“杭州新制造计划”》，《浙江经济》2019年第18期，第19页。
[7]黄峥：《新电商的三个模式特征》，《经理人》2019年第6期，第8—10页。
[8]陈近梅：《数字化治理：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之道》，环球网https：//3w.huanqiu.com/a/ca4ddd/3zig3vzsr7V?p=2&agt=46，2020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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