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条件下组织保障需求分析优化

（一）数字经济条件下组织环境的转变

组织环境是影响组织活动的外部因素，数字经济时代的组织环境表现出新的特征^[1]。一是环境开放性扩大。数字经济已经进入跨界融合的新时代，各类资源、产品市场、不同组织跨界融合成为常态。融合过程中环境的包容性得以增强，即组织的外部资源越发充实，表现为资源更易于获得、配置及转化。特别是数字独立成为生产要素，在技术作用下能够实现实时获取，极大地降低了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开放性还表现在环境中事物多样性方面。数字经济条件下，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等价值创造活动层出不穷，与之相应的是多样性的组织、多样性的市场需求被创造出来。二是环境互联性提升。互联网、物联网、产业互联网等不断更新迭代，“万物互联”正在引领数字经济新生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能够进行持续、多向的联动，各主体既是价值创造的核心，同时也是数据、资源的供给者。万物互联的最终状态是“网络化”，各类主体及其利益相关者共同构建网络生态系统，企业、政府及研究机构等实现高度协同。三是环境不确定性增强。数字经济时代，组织的外部环境越趋复杂，它强化了客户这一要素，参与价值创造的主体倾向于“去中心化”而更加松散，数字价值网络正在代替传统价值链。组织则通过网络协同和商业智能等手段，由传统工业时代的“链式扩张”转变为“网络扩张”，规模经济逐渐被“弱关联性” 的范围经济及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所代替，组织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越来越高，从而发展规律越发难以把握，组织、流程、行业动荡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的结构、运行规则、内在机制必然发生转变。

（二）数字经济条件下组织的目标模式

科层制是与传统工业经济相匹配的典型组织方式，它注重标准、统一所带来的效率。在这种方式下，组织建立合法权威，实行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度，制定严密稳定的规章，这些成为科层制运行、管理的基础，并按普遍标准选择和考核行动者；行动者根据组织目标进行劳动分工并实现高度专业化，并按权威、等级、流程与规章行动，组织中每个层面的行动者都具有非人格化的理性^[2]。显然，这与上述数字经济条件下组织环境的转变并不适应。数字经济条件下治理新要求、新趋势与科层制存在天然矛盾，如科层制漫长的等级链条造成的信息传导滞后、失真与数字经济条件下需要政府迅速反应之间的矛盾；组织内的单一命令服从要求与多元化社会参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等级隔离与开放性和无边界性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履行“治理之实”的责任与互联网“去科层化”的矛盾^[3]。面对科层制的弊端，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开展了组织变革的创新探讨，包括虚拟组织、网络组织、项目组织、矩阵组织，近年又兴起对平台组织、分散化自治组织、生态组织等的研究^[4]。对应于数字经济时代的组织模式，如表6-1所示，其组织结构淡化层级、趋于扁平化、去中心化，内外信息流联通透明，组织决策更多采用分散式，资源倾向于按需自取、弹性分配，但它并不是对科层制的完全取代，而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所进行的大幅度修正。(www.xing528.com)

表6-1　科层制与数字经济时代组织模式的对比^[5]

（三）数字经济对组织保障提出新的要求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及目标模式的变化对组织保障提出新的要求。从政府角度看，一要转变发展理念，勇于自我革新。顺应数字经济时代新要求，对外要构建平等合作的互动关系，拓宽企业、居民与政府互动的渠道；对内要理顺、简化行政流程，在处理审批等事项时，做好权利让渡、机构精简重组的准备。二要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快速反应能力。尊重企业、个人在数字经济条件下价值创造者的地位、作用，要对政府行政、治理活动中企业、个人的需求、动向形成快速反应，提升服务的精细化和精准化。三要强化新技术、新手段的吸收应用，增强治理工具的有效性。注重组织保障能力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协同并进，提升部门、人员对数字经济影响的认知，提升对技术、数据的运用、掌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