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数字经济一号工程阶段有效成果

2014—2018年，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8.1%，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年均提高0.7个百分点。2018年，全省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划制定实施，浙江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2019年，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6228.94亿元，同比增长14.5%^[42]，数字经济成为浙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2019年国家网信办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显示，浙江在各项排名中均名列前茅。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但是浙江数字经济得以加快发展。2020年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4%，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6.3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6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健康、装备、高技术、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等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7.1%，14.4%，11.4%，11.3%，10.6%和9.5%，增速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分别　拉动规　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0.6个、0.7个、4.6个、1.6个、5.7个和3.0个百分点^[43]。

（一）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增强浙江数字经济的创新动力

浙江发展数字经济，立足于打造数字经济新技术的策源地，从行业关键技术上寻求突破。近年来，研发投入强度不断提高，数字经济的创新活力不断增强，2020年1—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3.5%，研发费用相当于营业收入的比例为2.4%，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同比增长7.1%；新产品产值率为37.5%，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以高教资源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正加快构建，数字技术创新平台支撑日益强化，西湖大学高端研究院、之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等一批创新大平台正加速推进建设。浙江将把数字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提出了“到2022年发明专利授权量25000件以上，PCT申请2000件以上，技术交易额超过900亿元，数字科技创新能力位居全国领先水平”的目标。浙江着眼于夯实研发基础，努力在基础理论和通用技术、关键共性技术、软硬件技术等不同层面实现新突破，建设数字技术强基工程、数字技术攻关工程和数字技术协同创新工程等三大工程，不断提升创新能力。

（二）龙头企业快速成长，促进浙江数字经济的集聚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创新的日益活跃，数字经济产业龙头企业快速成长，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贡献作用显著增强。一批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能硬件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快速成长，如阿里云成为全国最大、世界第三大的公有云公司，付费用户超100万户，海康威视、大华科技研发的数字安防技术全球领先。此外，还有8家浙江企业上榜“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12家企业入围中国软件业务百强企业名单。浙江数字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快速提升。2019年，浙江省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完成增加值2073.6亿元，同比增长14.3%，增速继续领跑八大万亿产业；软件业务收入6101.8亿元，同比增长17.6%。浙江大力发展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培育一批引领未来发展的重量级产业集群，在数字产业领域已拥有通信与计算机、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通信电缆及光缆、电子信息机电、电子元器件及材料5个超千亿级产业集群，为数字浙江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比如，杭州高新区（滨江）集聚了多家数字安防骨干企业，从上游关键控制芯片设计、研发，到中游RFID、传感器和终端设备制造，到下游物联网系统集成以及相关运营业务的产业链体系，已经确立国内龙头的行业地位，并位居世界前列。

（三）数字化治理水平提升，加快浙江数字经济的实际应用

浙江的“一号工程”不仅仅是经济上取得引领性发展成效，同样更高效地服务于百姓和社会，通过数字赋能，精准破解与百姓生活休戚相关的难题，切中社会治理中的痛点，加快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抗“疫”期间，数字技术大展身手，浙江创造的“一图一码一指数”精密智控机制，运用数字技术赋能疫情防控和安全复工，体现了浙江省深厚的数字化治理底蕴。近年来，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政府数字化转型有了新成效。截至2019年底，“浙里办”实名注册用户超过3000万户，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100%，掌上可办比例达到73.5%；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各项指标走在全国前列^[44]。同时，浙江省还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有力地推进了智慧交通和智慧环保发展。网络信息技术还在医疗、教育、文旅、养老等领域深度应用。如，2019年浙江省正式上线浙江省互联网医院，服务功能从“互联网+”诊疗向“互联网+”护理、“互联网+”药事服务延伸，已开展在线服务983万人次。

【注释】

[1]何枭吟：《美国数字经济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7页。

[2]OECD.MeasuringtheDigitalEconomy：ANewPerspective.OECDPublishing，2014：45-49.

[3]丁志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现代经济探讨》2020年第1期，第85—92页。

[4]PAUL Miller，JAMES Wilsdon.Digital Future：An Agendafora Sustainable Digital Economy[J].CorporateEnviromentalStrategy，2001，Vol.8（3）.

[5]陶一桃：《构建更加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深圳特区报》2020年7月7日，第B01版。

[6]白重恩、阮志华：《技术与新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转引自王建冬、童楠楠：《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协同联动机制研究》，《电子政务》2020年第3期，第23页。

[7]孙克：《数字经济时代大幕开启》，《世界电信》2017年第3期，第2—9页。

[8]《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基建范围将从四方面促进新基建》，中国青年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4483346421783276&wfr=spider&for=pc，2020年4月20日。

[9]杨佩卿：《数字经济的价值、发展重点及政策供给》，《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59页。

[10]李凌：《平台经济发展与政府管制模式变革》，《经济学家》2015年第7期，第27—34页。

[11]徐晋、张祥建：《平台经济学初探》，《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5期，第40—47页。

[12]郭朝先、王嘉琪、刘浩荣：《“新基建”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6月29日网络首发。

[13]李晓华：《数字经济新特征与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机制》，《改革》2019年第11期，第46页。

[14]杜庆昊：《数字经济治理逻辑演进和路径选择》，《互联网经济》2020年第1—2期，第30—31页。

[15]杨佩卿：《数字经济的价值、发展重点及政策供给》，《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60页。

[16]童锋、张革：《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独特优势及路径依赖》，《科技管理研究》2020年第2期，第264页。

[17]丁志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现代经济探讨》2020年第1期，第87—91页。

[18]裴长洪、倪江飞、李越：《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财贸经济》2018年第9期，第7页。

[19]荆文君、孙宝文：《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经济学家》2019年第2期，第68页。(www.xing528.com)

[20]PANZARJC，WILLIG R D.Economiesofscaleinmulti-outputproduction[J].QuarterlyournalofEconomics1977，91（3）：481-493.

[21]李向阳：《数字经济产业集中度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研究》，《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第45页。

[22]江小涓：《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业增长》，《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第5—6页。

[23]李晓华：《数字经济新特征与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机制》，《改革》2019年第11期，第45—48页。

[24]丁志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现代经济探讨》2020年第1期，第88页。

[25]杨新铭：《数字经济：传统经济深度转型的经济学逻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02页。

[26]宋洋：《经济发展质量理论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第106页。

[27]郭晗：《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第21页。

[28]丁志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现代经济探讨》2020年第1期，第89页。

[29]荆文君、孙宝文：《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经济学家》2019年第2期，第69—72页。

[30]郭美晨、杜传忠：《ICT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机理与效应分析》，《统计研究》2019年第3期，第11页。

[31]石良平、王素云、王晶晶：《从存量到流量的经济学分析：流量经济理论框架的构建》，《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第50—58页。

[32]易宪容、陈颖颖、位玉双：《几个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基于现代经济学的一般性分析》，《经济学家》2019年第7期，第27页。

[33]AARONPERZANOWSKI，JASONSCHULTZ.TheEndofOwnership：PersonalProperty intheDigitalEconomy[M].Cambridge，MA：TheMITPress，2016.

[34]杨大鹏：《数字产业化的模式与路径研究：以浙江为例》，《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5期，第78—81页。

[35]肖旭、戚聿东：《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维度与理论逻辑》，《改革》2019年第8期，第66—67页。

[36]本清松、彭小兵：《人工智能应用嵌入政府治理：实践、机制与风险架构》，《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39页。

[37]衡容、贾开：《数字经济推动政府治理变革：外在挑战、内在原因与制度创新》，《电子政务》2020年第6期，第60页。

[38]贾开：《数字治理的反思与改革研究：三重分离、计算性争论与治理融合创新》，《电子政务》2020年第5期，第41页。

[39]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Technology，ICT）：ICT是信息、通信和技术三个英文单词的词头组合。它是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相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概念和新的技术领域。以往通信技术与信息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通信技术着重于消息传播的传送技术，而信息技术着重于信息的编码或解码，以及在通信载体的传输方式。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两种技术慢慢变得密不可分，从而渐渐融合成为一个范畴。信息和通信技术是人类社会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在此期间，不仅ICT的开发、制造及服务得到迅猛发展，而且ICT的应用越来越广泛。ICT已经渗透到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40]浙江省统计局：《2018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2月28日。

[41]国家网信办：《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2019年5月6日。

[42]《浙江省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2020年5月。详见http：//www.xinhuanet.com/2020-05/12/c_1125976466.html。

[43]浙江省统计局：《7月份浙江经济运行延续回升态势》，浙江省中小企业服务网站http：//sme.zj.gov.cn/fwzx/yxfx/2020/08/20/2020082000005.shtml，2020年8月20日。

[44]《激发新动能治理再升级〈浙江省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发布》，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545157485255455&wfr=spider&fo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