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国内各大城市纷纷布局数字经济发展,各类发展规划、行动方案相继出台。2020年,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确定了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智慧城市等十二个重点发展领域;2018年,成都《成都市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确定推进信息网络等重点产业发展、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进数字技术与智慧城市互动发展、营造数字经济发展生态等重要任务;2018年,杭州市《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行动计划(2018—2022年)》确定了六大任务,其中的核心是打造全国数字产业化发展引领地、产业数字化变革示范地、全国数字治理方案输出地,即数字经济“三化融合”。综合各大城市的做法,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城市数字化“三化融合”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基本路径。
在数字产业化方面,浙江省的发展模式较有代表性。一是研发机构驱动模式,浙江省构建了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多元供给的数字技术研发供给格局,突破数字核心技术研发,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二是龙头企业驱动模式,浙江省突出龙头企业在产业发展中的引领效应,优先发展新兴数字产业,形成了经济发展新支柱,同时也推动了数字技术产业化;三是特色小镇驱动模式,浙江省以数字特色小镇为抓手,着力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如杭州市高新区(滨江)自物联网小镇成立以来,以信息经济为重点方向,走出了一条主导产业突出、高新特色鲜明的产业发展之路(杨大鹏,2019)[34]。
在产业数字化方面,产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驱动产业效率提升、推动产业跨界融合、重构产业组织的竞争模式、赋能产业组织升级,这种转型将完成从生产驱动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价值创造、从物理资产管理到数据资产管理、从内部数字化到平台赋能的产业链协作的转变,是当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据此,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的具体路径较有代表性,一是坚持数据驱动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二是坚持创新驱动制造业与研发端深度融合;三是坚持需求驱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四是坚持供给驱动制造业与新技术深度融合(肖旭、戚聿东,2019;吕铁,2019;焦勇,2020)[35]。(www.xing528.com)
在城市数字化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城市产生了深远影响,相关的城市治理能力、治理手段成为重要研究与实践内容。数字治理向纵深推进,使得政府治理中自我设限的困局得以改观,决策逐渐向科学判断管理转变,信息开放和互动升级形成了政府决策倒推动力,由技术衍生的新型权力关系得以重新塑造(本清松、彭小兵,2020)[36]。因此,当下亟须探索数字经济条件下政府治理的制度性变革之路,公开准入、平等接入、平台共治是主要内容(衡容、贾开,2020)[37]。2020年初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人们重视数字治理的同时也进行了反思,即数字治理改革对于新兴数字技术的依赖,可能过于简化了政府治理的复杂性以及人类本身作为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的能动性,线下世界的复杂性及其难以完全镜像至线上空间的客观性决定了数字治理改革仍然必须植根于现实生活的治理实践,并重新定位其对于人类活动的补充和完善而非替代功能,由此才可能真正释放数字治理的理论绩效(贾开,20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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