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

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各层次均产生了深远甚至颠覆性的影响。一些早期理论能够部分解释当下数字经济运行的现象，如2004年Armstrong、Roehet和Tirole等提出的“双边市场”概念及其后众多学者给出的研究结论，很好地解释了“平台”模式的内在特性、运行逻辑及市场功能等。迄今为止，尚没有一套公认的完整理论框架来阐述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学者大体上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进行阐释（丁志帆，2020；荆文君、孙宝文，2019）^[17]。

（一）微观层面

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等微观层次理论能够对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机理做出很好的解释。工业经济时代所追求的规模经济，是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以降低长期平均成本，进而实现收益最大化，但企业长期平均成本存在先降后升的特点，决定企业的规模不能无限扩张（裴长洪、倪江飞等，2018）^[18]。数字经济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这一问题，当前期研发、吸引用户形成固定成本后，后期可以通过简单复制低边际成本甚至零边际成本提供产品或服务，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荆文群、孙宝文，2019）^[19]。与规模经济关注产量与平均成本相对，范围经济更加关注种类与平均成本的关系（Panzar &Willing，1997）^[20]。通过同时在多个相邻市场开展业务，企业可以降低成本或提高服务质量，但传统范围经济强调的是产品关联性，数字经济则将关联性降低（李向阳，2019；任保平，2020）^[21]，并在生产满足大众需求的大批量产品以外，实现大规模定制化、个性化，有效形成“长尾效应”（江小涓，2017）^[22]，同样能够大幅度降低平均成本。支撑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是网络效应，包括直接网络效应、间接网络效应、跨边网络效应。数字经济条件下，网络效应的存在意味着一家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如果能够更快地获得足够数量的用户或供应商，那么正反馈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即更多的用户或供应商使该平台的价值更大，从而进一步吸引更多的用户或供应商入驻平台（李晓华，2019）^[23]；反之，负反馈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平台或企业就会在竞争中落败。通过网络效应意味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不再生效，边际递增效应和网络联动效应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促进要素流动新的动力机制（丁志帆，2020）^[24]。

（二）中观层面(www.xing528.com)

一是市场结构的改变。以网络平台为核心的产业组织模式改变了一（卖家）对多（买家）的市场结构，改变了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在平台主动提供的各种机制下，部分地实现了“完全竞争”市场的效果，保证了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杨新铭，2017）^[25]。二是产业结构的改变。平台、技术实现的匹配机制使传统的产业结构由链状转变为环状、网状，并实现不同产业的融合、协调发展。特别是对于传统产业，数字经济通过产业融合提高传统经济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进而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促进了经济绩效的提高（宋洋，2019）^[26]。跨界融合、产销融合成为产业融合发展趋势。这一进程一般以制造业为起点，逐步扩展到交通、能源及其他第一、第三产业，加快实体经济发展模式从“供给创造需求”向“需求引导供给”的转型，推动新发展的动力实现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转换；实现资源有效整合，推动经济实现智能化发展，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为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制度保障；能够精准把控生产过程，有效降低生产能耗，推动实体经济的绿色化转型（郭晗，2020）^[27]。三是产业创新效应的发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核心技术的新一代ICT产业生产效率高、创新活跃、外溢作用显著，代表着未来产业升级的方向，同时这些技术在扩散、融合、产业化过程中，会不断催生出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并在初期阶段爆发性发展，人类社会生产方式随之发生飞跃，而市场上供给与需求侧的响应又会倒逼ICT产业不断升级（丁志帆，2020）^[28]。

（三）宏观层面

根据索洛（RobertMertonSolow）提出的增长模型，实现经济增长有三条路径（荆文君、孙宝文，2019）^[29]。数字经济条件下，这三条路径均得到不同程度强化。一是增加要素投入或调整要素比重从而增加产出，这是工业经济背景下的增长本质。在数字经济条件下，规模效应增加了投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也可以更加精准地将生产资料在不同部门间进行分配。二是提高配置效率。在数字经济时代，一方面是生产要素更丰富，另一方面是生产函数更高效。互联网技术大幅提高了信息或数据的边际产出，其他生产资料在互联网时代也有类似情况，本质上是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改变了增长函数的形式。三是提高生产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和信息不仅可以直接投入生产，而且可以提高劳动、资本、企业家才能等传统要素的生产效率。1995—2015年，中国ICT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显著高于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后者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增强（郭美晨、杜传忠，2019）^[30]。要素效率的改善、吸收能力的提高、投入产出关系的变化，意味着传统生产函数不适应，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扩张（石良平、王素云等，2019）^[31]。另外一个与宏观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制度变革（易宪容、陈颖颖等，2019）^[32]，如在产权制度方面，产业的去中介化使得交易物品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可完全分离，交易物品的财产所有权正在全面弱化或逐渐消失（JasonSchultz，2016）^[33]；在信用制度方面，区块链、智能合约、数字加密货币把信用关系的技术化推向极致，全面降低了数字世界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制度的适时变革必定极大地释放经济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