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会认为，贵州省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扶贫开发两者有机结合，妥善解决好扶贫开发与林业地占用、环境污染治理以及人口基数大文化水平低之间的矛盾，走出一条以“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为特色的生态发展之路。[22]邓小海、曾亮认为，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精准扶贫的过程中，贵州呈现出了不少两者良性互动的闪光点，但仍有认识上存在误区、政策法制建设薄弱、体制机制制约等问题。[23]
2.生态移民工程的模式和存在的问题
王永平等探讨了生态移民安置模式的内涵、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了以贵州为代表的土地资源稀缺地区实施生态移民工程面临的资源环境条件，提出了土地资源稀缺地区应坚持“以城镇集中安置模式为主，其他安置模式为补充”的移民思路，同时指出，依托城镇化发展对生态移民进行安置过程中必须着力解决安置城镇的选择问题、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问题、移民的培训与就业问题、移民的社会适应性问题、控制移民搬迁成本问题。[24]吴大华、王志鑫认为，作为扶贫生态移民，除了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外，还应享有因迁移而派生的政治权利、财产补偿权、生存发展权及和谐权等权益，应通过促进扶贫生态移民立法，建立健全移民参与和申诉制度，建立扶贫生态移民保障机制等一系列措施构建贵州扶贫生态移民的权益保护体系，保障扶贫生态移民的各项权利落到实处。[25]陈琛等以贵州省省级示范点之一的湄潭县永兴镇作为研究案例，将“生态”和“脱贫”作为双重目标，分析该镇在生态移民过程中的实施策略和经验，从迁出地生态修复、稳定安置移民、安置区可持续发展三方面总结其生态移民模式，并从优势产业发展、民族文化适应性、移民内生动力、移民稳定转型等方面提出更进一步的思考。[26](www.xing528.com)
3.生态扶贫的做法和成效
段明等据湖北省恩施市龙凤镇和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的扶贫实践总结出一套“中科院技术+当地政府+当地龙头企业+贫困户/贫困集体”的生态渔业扶贫模式，这种模式的示范与推广保护了生态环境，有效促进了贫困山区水产养殖业的科学发展，保障了贫困户脱贫不返贫。[27]颜红霞、韩星焕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扶贫的理论内涵，并总结了贵州生态扶贫的实践模式经验：一是生态环境保护及治理，通过资源靶向供给实现了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依托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扶贫产业，实现了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三是通过“互联网+”开展扶贫管理和电商扶贫，借助大数据全面推进大扶贫；四是扶贫生态移民，生态扶贫的反向开发与环境移民的融合创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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