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抓实干，硬招过硬：明确要求

1.扶志扶智融入产业扶贫硬仗：参与意愿与内生能力双提升

为了让“软招”不软，让“说的变成真的”，还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干货”。贵州脱贫攻坚的核心内容是四场硬仗，其中产业扶贫是扶志扶智最重要的抓手和载体。这是因为，一方面，为了让贫困户加入到产业发展中来，要开展针对性的培训，这是一个补智育能的过程；另一方面，贫困人口发展产业的过程，或者以就业方式参与到产业发展的过程，是通过“干中学”增智提能的过程。

贵州产业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主要围绕两个关键问题展开：一是提高贫困人口参与产业发展的意愿，即扶志；二是提高贫困人口发展产业的能力，即扶智。

首先，三大措施提高贫困人口参与产业扶贫的意愿和动力。一是构建基层党组织、村“两委”、合作社等多方参与的组织动员机制；二是构建增强收益预期的利益联结机制；三是加强生产流程管理和规范劳动行为。

组织动员机制主要消除贫困群众基于经验观察（理性）而产生的疑虑和不信任，从而变观望、拒绝为积极参与。自从1986年我国明确提出开发式扶贫以来，产业扶贫就是最重要的抓手。产业发展有成功，自然也有失败。因为以前有过产业扶贫失败的案例，所以，贫困群众对政府主推的产业存在不信任感，不愿意参与。另一种情形则是不愿意冒风险而选择不参与。比如当地从来没有种植过中药材，现在政府和龙头企业规划建一个两万亩的中药材基地，群众在没有亲眼看到成效之前，很难相信种植只有生病了才会吃的中药材，而不是每天都可以吃的粮食能够赚钱。所以，从根本上来讲，贫困群众基于经验观察而产生的不信任感，是一种基于经验积累的认知理性；而因为是新鲜事物而不敢大胆尝试，则是理性边界问题。即与“精英”群体相比，贫困群众有限理性的集合更小，如果以人的大脑为中心的话，其半径更短，边界更窄。对于前者，主要是要消除贫困群众的不信任感；对于后者，则需要拓展其理性边界。

显然，要改变贫困人口因为自身的理性判断而产生的低参与率，需要时间。但是脱贫攻坚不等人。因此，在产业扶贫的组织动员机制设计上，各地大多采取以基层党政组织参与的方式，给贫困群众吃定心丸。表现出来的可观察现象就是：虽然各地组织方式不完全一样，但是大多有村“两委”、合作社、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其特点基本可以用“党社联建，合股经营，龙头引领”加以概括。

利益联结机制要解决的是因为“等靠要”、疑虑等心理而导致的低参与率。不管是消除“等靠要”思想和行为，还是化解疑虑心理，关键都是要将“利益捆绑机制”变成“利益联结机制”。为此，各地产业扶贫在构建利益联结机制时，一般会传递并强调四个方面的信息：一是产业扶贫主体是有实力带着大家脱贫致富、有社会责任担当的企业——这一信息主要是为了消除观望群众的疑虑心理，同时也解释了产业扶贫中地方政府的“龙头企业偏好”；二是明确地向贫困群众传递不能“等靠要”，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信息；三是参与产业发展的各方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把产业发展好，才能有好收入、高分红；四是帮助贫困群众形成“不等不靠”“我也能行”的强烈预期，增强劳动自豪感和成就感。为此，大多数产业扶贫都是以园区、龙头企业、合作社、能人带动等方式，将贫困人口搭载在产业平台上，采用土地入股、资金入股（“特惠贷”）等方式，确保贫困人口有保底分红、股份分红、定期分红等，起到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经济收入、稳定收入预期的作用；同时贫困人口根据务工情况，每天有80—150元不等的务工收入；大多数产业发展主体承诺，三年（根据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一般都约定是3年）以后根据收益情况，在保底分红的基础上，入股农户还可以按股分红。

加强生产流程管理和规范劳动行为，主要是解决磨洋工等“隐性内生动力不足”问题。这部分贫困群众介于完全不参与和积极参与之间，晚来早走、出工不出力、不遵守生产规程、办事不用心、工作不负责，时不时还怪话连篇、抵制先进等，是其典型表现。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没有不参与的勇气，不好意思明目张胆地搭便车；也可能是长期的散漫生产和生活习惯使然。不管什么原因，在生产中的懒散行为不仅影响到本人的劳动效率，而且会影响周围群众的生产效率。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在集中生产的情况下，企业会严格培训操作流程和行为规范，合格者上岗；另一种是分散生产的情况下，不监督劳动过程，只在收购产品时通过评级逆向控制生产流程的规范性。这些标准化控制的做法培训，对于改变贫困群体的懒散习惯大有益处。

其次，多种形式的培训、实训和实习增强内生能力。为了帮助贫困人口形成发展产业的能力，各种形式的培训几乎成为产业扶贫项目的“标配”。这其中有专项扶贫实施的“雨露计划”、有企业和其他主体开展的“订单培训”、还有企业安排的现场实训、异地参观学习等。2018年，为了打好产业扶贫硬仗，贵州全面开展“万名农技专家下基层”活动，确保每个参与产业发展的贫困户都得到技术服务，同时用好“土专家”“田秀才”，并依托网络平台、APP等向发展产业的群众提供技术支持。

最后，组织化连接市场，以内生能力激发内生动力。主要表现为各地纷纷建立校农对接等农产品产销对接机制，让贫困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在实施中，各定点扶贫单位以驻村蹲点的第一书记、工作组组长等为联络员，将产业扶贫的产品销售到各级各类公立学校（幼儿园）、公立医院、机关事业单位、驻黔部队单位、国有企业等公共机构（以下统称公共机构），形成稳定需求，激励贫困人口积极从事生产发展，从而实现持续增收、稳定脱贫。

在产业扶贫的推进过程中，组织动员机制、利益联结机制和产销对接机制相互作用，各地探索形成了各有特色的产业扶贫模式。比如塘约村的“村社合一”模式、各地普遍采用的“平台+合作社+贫困户”模式、“村企合一”模式、“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订单模式、“五户联保”模式、“公司+区平台公司+村委会+合作社”模式等。(www.xing528.com)

2.扶志扶智与易地扶贫搬迁硬仗相结合：以规弘志与正念植入

易地扶贫搬迁属于专项扶贫。为了帮助搬迁农户尽快适应安置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易地扶贫搬迁从关注“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长远生计，到“五个三”中明确要统筹就学、就业和就医“三大问题”，涉及扶志扶智的内容与举措相当多。

以恒大大方扶贫为例，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恒大随时植入贫困人口可以“触摸得到”的先进理念。比如为避免不该搬迁的搬了、该搬的却未搬的现象发生，专门制定《易地扶贫搬迁对象评选方案》，规定村民民主评议会议的最少人数，要求必须按照“遵纪守法、勤劳创业、重视教育、移风易俗、环保卫生”的标准评选搬迁对象。在设计搬迁住房时，按照“实用、节约、美观”原则，户型面积包括40、60、80、100、120平方米，设计双拼、四联、六联、八联特色民居风格，植入“居住的现代性+风格的传统性”观念，为搬迁贫困户实现居住环境向现代化转型、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业打好基础。在岗前培训中，根据贫困户文化素质总体偏低、年龄差距大等特征，将企业的素质拓展改变为包括军训、理论教学、实地参观教学、观看励志电影、举办趣味运动会和现场招聘会等内容的培训套餐，参训人员结合自身特长和务工意愿，报名参加相应工作的培训，不仅起到了很好的培训作用，而且让贫困群众大开眼界——原来就业培训还可以这样做！

在这些看到见、摸得着、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办法和理念的影响下，贫困乡亲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蔬菜种植从大田移到大棚，从“为自己种”转变为“为市场种”。生活习惯也随之发生改变，乡亲们像城里人一样跳起了广场舞。搬进恒大幸福二村的81岁老人张正英，每天起床后第一个“要紧事”就是打扫房间。恒大幸福二村的很多村民坦承，搬来之前，的确不讲究卫生，哪里顺手哪里就是垃圾堆；搬来之后，“一定要改变”，“不光要自己讲文明”，“下一代也要严格教育，让他们从小就做一个讲文明、讲卫生、讲感恩、讲和谐的人”。^[5]在恒大集团就业的大方村村民，体会到了“在大单位工作的自豪感”，注意到“客户说话声音都很小”；生活条件与城里人一样，住楼房，有电视、全自动洗衣机、空调、洗澡间，单位中、晚两顿饭都是三菜一汤外加水果。

3.基础设施硬仗中的扶志扶智：依规投劳与黑榜除名

与易地扶贫搬迁和产业扶贫相比，基础设施建设因为不需要移动生产和生活空间，也不涉及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而且，一旦项目实施完成以后，效果立竿见影，因此，贫困群众的参与度更高。但是，也存在“干部撸起袖子干，群众站在边上看”的搭便车行为；部分村寨还存在由于讲“风水”等原因，抵制相关项目实施的对抗行为。所以，基础设施硬仗中的扶志扶智，一是要求投工投劳，二是鼓励实施以工代赈项目。对于非要偷懒的村民，也只能通过“黑榜”进行批评教育，或者在事先告知的情况下，将其从各类扶贫资助的候选人名单中去除。

4.法治扶贫以规范矫志，化解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硬仗中的各种矛盾

教育扶贫本身就是一个扶智过程，所不同的是主要针对贫困家庭的子女展开。贵州持续压缩党政机关6%的行政经费用于支持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全面落实教育扶贫资助政策，确保贫困家庭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学辍学。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持续实施三年免费中职教育，广泛面向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招生，每年毕业近30万人就业后带动家庭脱贫。

医疗和住房保障往往会因为公平性问题引起干群、群众之间的矛盾争端，甚至争戴贫困帽。为了解决这类问题，除了建立完整的工作机制以外，贵州突出了“法治”扶贫作用，出台《关于开展法治扶贫六大行动的通知》，开展扶贫制度保障、扶贫执法监督、扶贫法治宣传、扶贫决策参谋、扶贫纠纷化解、扶贫法律顾问六大行动。启动“贵州省法律援助精准扶贫项目”，选派20家律师事务所定点帮扶2个贫困县和全省20个极贫乡镇，为贫困乡镇脱贫提供法律护航，同时对不履行法定义务、骗取政策扶助的行为，依法由相关部门采取训诫等方式进行教育引导。

这方面铜仁市江口县的探索值得借鉴。江口县将村民自治与民主法治相结合，建立以村为主的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把组务会成员、德高望重的族长等“说话管火、做事管用”的人充实到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中。推行一村一法律顾问，每村培养5名以上法律明白人，扩大群众学法、懂法、知法的覆盖面。按照“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人”的方式，进行矛盾纠纷摸底排查和法律法规宣传。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和涉法涉诉进行及时化解；对一时化解不了的向群众讲清楚缘由及合理的处理方式，确保合理诉求得到及时解决；对不合理的诉求耐心解释，消除群众心里的疙瘩，平息群众怨气；对不孝老爱亲、不尽赡养（抚养）义务、蛮横无理胡搅蛮缠的行为进行惩戒；对黑恶村霸进行依法严厉打击。通过矛盾排查、问题化解、扫黑除恶，切实解决了农村长期遗留的各类问题，解了民怨、顺了民气、舒了民心，提升了农村治理水平，减少了“两争两瞒”现象，实现了以法律规范矫志弘志。